商誉被普遍界定为某一主体具有“能获得超过正常投资报酬率的能力或信誉”。从理论上讲，其完全符合IASB《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对资产的定义的基本特征，确认“未来经济利益的现金流入量的折现值”应是商誉最适合的计量属性。但在实务中关于商誉确认和计量的准则规定却不尽如此。常勋教授对商誉确认和计量的相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实务中只确认外购商誉，不确认自创商誉。这主要是由于外购商誉可按购并日的交易价差计量，而自创商誉不可计量以及未来经济利益是否流入企业具有不确定性。但如果改变外购商誉的计量基础，采用未来现金流量基础，则同样存在不确定性。FASB第7号概念公告《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建议用概率来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提出“折现现金流量分析法”。现值技术为自创商誉计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方向，而且对于外购商誉只有突破现行以购并价差为依据的传统计量程序才能真正使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具有一致的计量基础。由于商誉不能于企业整体价值之外，因此在外购商誉中只确认购并商誉，并且只列报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关于商誉的确认，国际会计准则将购并商誉确认为应摊销无形资产并进行系统地摊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有同样的规定。欧洲国家由于奉行谨慎性原则，规定将商誉从合并股东权益中立即注销，但瑞士仍允许把商誉作为不摊销的永久性资产。常勋教授认为，把商誉确认为资产还是权益的减项不过是分期费用化还是一次费用化的问题，只是就其会计后果而言的。FASB曾建议废止权益结合法而只允许采用购买法，但由于企业界的压力最终将摊销的方法改为定期测试法，由此表明准则制定过程凸显了会计后果的影响。

就购并商誉的范围而言，购并日被并企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超过其账面价值的部分和被并企业未曾确认的其他净资产项目的公允价值都不构成商誉；被并企业原先在经营过程中自创的“超额集合价值”以及来自购并企业和被并企业净资产的集合经营而产生的预期协作的公允价值合称为“购并商誉”，FASB将之称为“核心商誉”；购并企业对应付“对价”的计价错误以及对被并企业购买价格的高估或低估性质上都不是商誉的构成部分，但却是购并实际操作中难以避免的。因此商誉计价夹杂着不符合商誉定义的“不纯”成分。

关于负商誉的确认，美国的规定较为严格，修订后的22号国际会计准则虽然做出了一些改进，但同样把负商誉的性质定为“递延收益”，体现了商誉和负商誉会计处理的基础不一致。

文章最后指出，对商誉会计若干问题的考察可以导出“会计后果观”和“概念依据观”这一具有一般意义的财务会计问题。

（孙志梅整理自《财务与会计》2005年12期，作者：常勋）

权益均衡论：关于财务会计目标的思考

作为规范会计理论的两大学派——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只是片面地以委托方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作为会计目标，忽略了会计信息系统这种制度安排中的利益冲突与均衡、以及会计信息系统的激励机制效应。对此，本文将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纳入博弈均衡模型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对会计信息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在涉及会计事项的各类交易中的利益冲突与“纳什均衡”转换机理进行分析，包括：股市筹资交易中的控股股东与潜在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分析；高层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之间在股票交易中的博弈分析；管理当局与债权人之间在借款合同中的博弈分析；董事会与高层管理人员之间在雇佣合同中的博弈分析。其中，主要就第一、第三种情况进行探讨，并得出：股市筹资交易中的控股股东与潜在投资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可以达到在现有支付函数下的最优均衡——纳什均衡；管理当局与债权人在借贷合同中的博弈贝叶斯纳什均衡将转化为会计信息披露成本与筹资成本之间的均衡。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推导出纳什均衡状态下的会计信息质和量的规定性是会计主体利益相关者各方在利益冲突博弈中的必然结果。进而提出目前我国治理会计信息失真，可以改善会计信息系统的外部环境，促使其纳什均衡转换。

最后本文得出结论：会计目标就基本层次上来说，就是使会计信息系统趋向权益最优纳什均衡状态运行，但能否趋向最优纳什均衡或帕累托均衡状态，还取决于会计信息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会计信息质和量的规定性由权益纳什均衡状态界定。

（张艳整理自《会计研究》2005年第10期，作者：周守华肖正再）

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

关于公允价值的规范研究，国内学者如葛家澍（2001）、张为国，赵宇龙（2000）等进行了细致广泛的探索。但关于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我国目前还很缺乏。目前为止公允价值相关性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美国。

公允价值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最能代表公允价值的是在市场经济中，可以观察到的、由市场机制所决定的市场价格。如果某项资产没有可观察到的市场价格，而有合约规定的或可以预期的未来现金流入，则可运用现值技术近似（葛家澍，2001）。国际主要准则指定机构（FASB、IASB等）已在准则制定中广泛地运用公允价值，并将其作为金融后续计量的主要属性。我国在公允价值的运用上比较谨慎，在会计准则走向国际趋同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探讨公允价值在我国的适用性。

本文以1997年至2004年的B股公司为样本，剔除了所有缺失市场数据和财务数据的公司，以及账面净资产为负的观测，共计110家公司、739个有效观测，为克服单一价格模型或收益模型的缺限，同时采用了两个模型。研究了市场对按IAS39《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披露的公允价值的反映。

本文发现，公司对IAS39的遵循显著地增强了每股收益对股价地解释能力，也显著增强了每股收益对市场收益率的解释能力。收益模型的反映并不弱于价格模型的反映，原因可能在于影响B股公司股价的主要因素还是当年的净收益，因而收益模型的滞后效应并不明显。历史成本的账面值和会计收益均有价值相关性。在历史成本的账面价值基础上，证券投资账面值的公允价值调整额缺乏增量的价值相关性；而持有利得则具有较弱的价值相关性，即持有利得（损失）与股票收益率存在相关性。本文的解释是，公允价值来源或管理操纵导致了公允价值的计量误差，投资看穿了这一计量误差，因而对调整额只给予了有限的关注。由于中国的投资者更关注收益，因而持有利得有较弱的增量价值相关性而投资账面值的公允价值调整额没有。本文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由于存在计量误差，而投资者很阿能已看清这一点，固公允价值仅有较弱的价值相关性；但投资者认同公允价值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因而作者建议准则制定者不应受可靠性过多的束缚，应考虑适度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

（唐明整理自《会计研究》2005年第10期，作者：邓传洲）

基于事项法的会计信息系统构建研究

“事项法”会计的根本假设是“会计人员可能对决策者如何使用信息一无所知，会计的目的是为不同的可能决策模型提供可能相关的经济事项信息，而不是直接为不可知或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决策模型提供价值输入”。它采用多种计量属性反映事项各方面的特征，的揭示经济事项的价值和非价值方面的信息，因而事项信息具有全面性、完整性及冗余量少的特点；提供“原汁原味”的事项信息，满足信息时使用者的需求。

基于事项法的会计信息系统（AIS，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应以事项法为基础，实现与业务系统的整合和应用“事件驱动”的体系结构，以及采用实时的信息处理模式。

AIS与业务系统的高度集成与分工协作，会计与业务一体化的信息处理流程，是建立在事项法会计的基础上的。

“事件驱动”具有避免因对数据进行大量汇总而丢失信息的细节和信息输出灵活性更强以及对报表输出支持更为强大的优点。

信息的实时处理，将大幅度提高会计信息的及时性和相关性，也是会计人员能够直接关注实际业务过程，从而有助于通过事前预防来控制业务处理风险。当前最理想的实时信息处理模式是业务与信息的集成处理，即系统在处理业务的时候同时进行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存储。其难点在于触发信息处理的触发点的确定，亦即业务过程的合理划分。这可以与企业业务流程重组（BPR）相结合。应该用BPR的理念进行业务过程分析，以确定信息处理的出发点。

基于事项法的AIS在实际运用中的关键在于“事项凭证”和REA模型。

所有的部门在收集事项信息时使用事项凭证，事项凭证的格式由系统规定，业务事项处理规则体现在事项凭证的设计上。具体做法是：根据企业可能发生的经济事项类型，按照业务事项处理规则，结合企业的业务处理流程，设计各种类型的事项凭证的格式，在事项凭证里规定相应部门应收集的原始事项信息的项目；不同的经济事项对应不同的事项凭证，经济事项发生时，业务人员在系统中选择相应类型的事项凭证收集原始事项信息。

事项凭证的设计包括凭证的确定和凭证内容的确定。凭证的类型可以根据每一种业务来确定，一种业务过程对应一种事项凭证的类型。而事项凭证内容的确定则较复杂，它需要分析每种业务过程应记录哪些事项信息，据此确定该种事项凭证的内容。可以对每种业务过程用REA建模，得出业务事件、参与者和资源数据，作为确定事项凭证内容的依据。REA模型表示企业中关键的资源（Resource）、业务事件（Event）与参与者（Agent）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基于REA模型建立的信息系统能构造出信息用户所需的各种信息视图。

信息技术引起的变革浪潮正冲击着会计的海岸线，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完善的事项法AIS。

（邬娟整理自《会计研究》2005年第10期，作者：张永雄）

人力资源会计研究与应用之再思考

文章以所有权界定为基础，对包括产权结构、权能交易、权益构成在内的人力资源产权运作过程进行了总括的制度安排，使对它的会计处理在制度设计上从初始产权、动态权能、到最终权益有了系统的量化标准。

从系统性核算意义上看，人力资源会计须面对人力资源产权运作的有关制度安排进行深入地分析。首先，从所有权的角度看，人力的所有权先天性地锁定在人的身体这个载体上，而人力资源的所有权则被细致地约束在其所有权主体一揽子的被统称为“产权”的权能组合体系之中。人力资源产权是法定主体对人力资源的一组（束）权力，它以所有权为基础，既可以包括占有权，也可以包括支配权、还可以包括使用权、或兼有占有、支配、使用在内的处置权，以及派生的收入权。其次，从实际运作过程看，人力资源权能交易客观上揭示了人力资源只能以人力资源成本或人力资产的身份进入会计程序，被确认为会计主体的资产，其中人力资源成本则是为控制人力资源而发生的、尚未摊销的其它资产的耗费，而人力资产则是会计主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所有者所享有的经济权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所有者（人力资源产权投资人）权益和劳动者（人力资源处置权投资人）权益、实权益和虚权益。

由此，作者提出了人力资源会计制度的设计总体框架：以人力资源产权结构为基本依据，解决的是对于人力资源的确认问题；以人力资源权能交易为基本事实，解决的是对于人力资源的计量；以人力资源权益构成为基本内容，解决的是对于人力资源的记录问题。

（赵宇凌整理自《会计研究》2005年第10期，作者：吴泷）

矿产资源会计问题研究

本文借鉴IASC和FASB的研究，对矿产资源各个生产阶段的会计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同时对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石油天然气开采》（征求意见稿）提出改进建议，以便建立矿产资源（不仅仅局限于石油天然气）这一特殊行业的会计准则。

对取得成本的核算可以借鉴美国石油天然气会计准则关于取得成本的有关规定，设立“未探明矿区取得成本”和“探明矿区取得成本”等会计科目；对取得勘探权资产的摊销宜采用产量法。

对于勘探费用的会计处理，成果法比全部成本法更适合，因为它更能体现资产的本质，为决策者提供更为相关的信息；对于勘探资产的减值，IASC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6号：矿产资源的勘探和评价》中规定，当事实和情况表明勘探和评价资产的账面金额可能超过其可收回金额时，主体应对勘探与评价资产进行减值评估；对投产以后的矿产维护活动的相关支出，应根据具体维护活动的基本目的严格划分为稳定支出和增产支出。将稳定支出进行费用化处理，将增产支出进行资本化处理；对矿产资源的折耗，应采用产量法，而不宜采用直线法；应对矿产资源分取得和勘探、开发和生产两个阶段进行减值测试。

在对矿产资源资产在财务报表中列报时，企业应根据重要性原则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矿产资源这一项目；根据取得资产的性质，先将矿产资源资产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类，并一致地运用该分类；当开采一项矿产资源的技术可行性和矿产储量价值能够得到证明时，勘探和评价资产就不应该再按上述分类。建议我国采用美国的《矿产资源和储量分类原则》，或联合国的矿产资源国际分类系统。矿产资源会计信息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应披露如下内容：探明的矿产储量信息；与探明的矿产储量有关的按标准化计算的未来净现金流量；关于矿产资源生产活动中的取得成本、勘探成本、开发成本和生产成本本期发生额；矿产资源生产活动的资本化成本和有关的减值、折耗和摊销情况。

（韩海文整理自《财务与会计》2005年第11期，作者：裘宗舜柯东昌）

ERP全面集成环境下的会计科目代码体系

会计科目是会计核算的基础，也是计算机会计信息系统产生会计信息的基础，科学、合规、合理的会计科目代码体系是会计核算质量的重要保证。本文通过将手工会计核算及会计核算软件的科目代码体系与ERP系统中的会计信息系统及科目代码体系进行比较，得出了对两类会计科目体系的评价。

我国会计制度规定的科目编码是分级设置的，一般只规定一级科目代码，二级及更明细的科目则由企业根据企业实际来设置。这种规定或做法，适用于手工会计核算及的会计核算软件。但是，随着管理信息需求的增加，会计科目分级体系变得越来越庞大，表现为科目体系层级非常多，而且很多层级是重复的，这样会使管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

ERP系统中的会计信息系统主要包含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子系统，二者有着清晰的界限。财务会计处理日常的财务作业，并以企业实体为单位对外出具规定格式的各种会计报表；而管理会计则以企业内部管理为目的，可以灵活设置核算对象，从财务角度为管理提供信息。二者互联互动，息息相关，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在ERP中，会计科目代码属于财务会计的内容。现在ERP总账模块中的会计科目是不分级的，其代码采用分段的编码模式，每个会计科目代码分为若干段，各段的意义要根据具体的会计核算要求进行设置和定义。

作者认为，ERP环境下科目结构定义的好处主要有以下几点：⑴容易与各个业务模块进行集成，对于业务模块处理的业务，便于定义其产生会计分录的科目规则；⑵核算更加明确清晰，各种汇总计算更灵活、方便；⑶比较容易实现多公司的财务管理及财务合并，适用于集团公司或企业。

作者认为，会计科目代码体系是与企业会计核算及会计信息系统所处的管理环境、技术环境紧密相关的，同时也与会计信息系统的设计思想有关。分级的会计科目体系符合手工会计核算及会计核算软件的特点；ERP全面集成环境系统下，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既相互区分又紧密联系，这种特点也造就了与之相适应的会计信息系统的会计科目代码体系。

基于上述观点，作者建议，在制定相应的会计制度时，既要考虑手工和会计核算软件的特点，也要考虑采用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企业会计工作的特点，应该允许企业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会计核算范围，包括会计科目代码体系的设置。

（陈瑶整理自《财务与会计》2005年第11期，作者：史振生王桂英）

商业伦理影响下的盈余质量——对四川长虹的案例分析

文章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长虹案例，对长虹94年以来各个阶段的业绩表现，以数字为依据，进行了详实的陈述。然后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分析商业伦理对四川长虹盈余质量的影响。

在战略决策阶段，企业的一切活动都从决策开始，战略导向和战术规划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短期盈利都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战略决策阶段，只要企业还处于正常的持续经营之中，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不管是中小投资者还是债权人等，就几乎不可能参与其中。这样，在企业战略决策阶段商业伦理的约束很难实现，外部利益相关者观察到企业真实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于是企业内部人的战略决策就可以不考虑商业伦理成本收益，不考虑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只从其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与理论推测相符，长虹上市以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在酝酿阶段并不为外界所知，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仅仅是这些决策的执行情况。回过头来看，这些战略导向几乎没有考虑外部相关者的利益，基本属于短期行为，无法支持企业的长期发展，从而也不可能得到可持续的盈余能力。

在经营活动阶段，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对经营活动具体情况的判断和过程控制是企业获利的重要保证。长虹在这一阶段中，不用考虑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作为直接管理部门的当地又与长虹有股权关系，而在媒体眼中，长虹的“旗帜”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当企业发现主要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的可能性均不明显时，商业伦理处于无效状态，商业伦理成本和收益也就不在企业考虑范围之内，只需遵循经济利益。这种情况下，会计盈余的可靠、相关、持续、预测等都会受到影响。

在对外披露阶段，看起来企业的所有情况都能为外部利益相关者所观察，其实并非如此。但是，毕竟进入披露程序，外部相关者发现企业真实业绩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商业伦理成本和收益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遗憾的是，长虹的对外披露仍然存在相关性扭曲、及时性存疑、稳健性不足的情况。

透过分析，作者最后得出结论：企业应当在对比商业伦理的成本、收益和经济成本、收益后决定是否在企业各阶段的行动中遵循商业伦理；商业伦理对盈余质量有重要影响；现实生活中商业伦理发挥的作用有限致使盈余不具有高质量。

（王月晗整理自《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05年试刊号，作者：王化成佟岩）

会计准则与制度

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过渡对欧洲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

欧盟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上市公司编制合并报告一律采用国际财务报准则（IFRS），在此之前两年内，要求各上市公司按照本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提供两套财务报表，作为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过渡期。欧盟最近表达了对这一过渡期的强烈关注，可见研究过渡期的重大意义。

本研究收集了巴黎股市CAC40大股中的37家的完整数据，同时为了保证这些数据的代表性，又在互联网上随机抽取了欧盟其它成员国的2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然后对这些样本公司在不同财务告准则下的重要财务指标进行了对比，如营业额、利润、权益资本、负债和资产。发现营业额的平均变化率和加总变化率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规范下都有所减少，这说明国际会计准则在这定义营业收入上比法国等国家更为严格；而其它项目则有所增加，特别是利润增加非常显著，这主要是税务导向会计引起的。

对于这些变动的原因，作者从总量角度和个量角度进行了分析。总量分析主要是从影响权益资本、资产总额、主营业务利润和净利润等指标的因素为出发点，分析了变化的原因。然而鉴于总量分析对于个量企业的相关财务指标的因果变动原因分析的有限性，本研究进一步从个量角度，运用回归分析，通过显著性检验。二者的研究结果有一致也有差异，具体如下表：

财务指标	主要影响因素
财务指标	总量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结果
主营业务利润差异	营业收入股票期权费用研发费用养老金费用	盈利率企业规模电信行业商业行业
净利润差异	主营业务利润企业重组资产重估商誉摊销外币折算税收调整	主营业务利润外币折算
资产总额差异	负债权益资本商誉研发费用其他无形资产金融工具库藏股	权益资本库藏股金融工具

作者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在平均的水平上CAC40大股过渡期财务报告的披露差异不是很大。但是在实际中也存在个别企业在双重会计标准下的财务报告指标呈现较大差异，主要有Alcatel、Eads、Vivendi Universal等公司。本研究也作了简要的分析。

最后，作者得出如下结论：除个别公司外，这一影响是有限的和平稳的，从而对股市波动、股利分配以及权益资本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样本公司的报告盈利明显提高，有利于投资者，这同时表明了近年来欧盟各国在改进本国会计准则和参与国际协调时的努力。

(兰海涛整理自《会计研究》2005年10期，作者：周红)

文化是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基础性约束

本文通过分析文化对会计规则制定、执行及监督的影响来研究文化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作者首先分析了文化及其对会计规则制定的影响，在分析这个影响时，作者以美国为例，论述了美国会计规则制定方法的规则导向与其社会文化的“普遍规则主义”密切相关、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程序源自美国的政治文化，而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则导致了会计规则制定理论依据的庸俗化。

作者接着分析了文化对会计规则执行的影响。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对会计规则执行最直接的文化子系统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对会计规则执行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文化对管理者行为的一种“软”约束，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管理层因激励或制衡所引发的会计作假动机；企业文化对会计规则执行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文化在成功与道德的选择上更看重成功，因此，在股票期权等巨大利益的刺激下，企业经理机会主义文化导致了安然等一系列会计丑闻的发生。

作者最后分析了文化对注册会计师监督的影响。以“四大”为例，“四大”能发展到如今的地步，首先得益于其卓越的审计质量，而在审计质量的保障体系中，各具特色的优秀企业文化功不可没。与之相对，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近年出现了偏离诚信文化的迹象，这是导致新一轮系列会计丑闻的另一重要原因。从我国来看，传统的社会主义监督文化对我国注册会计师监督的影响，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代替了平行制约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造成不少监督环节的空档和误区；另一方面，监督权受制于执行权，专门的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性，造成不少环节的“弱监”和“虚监”。

（马倩整理自《会计研究》2005年第10期，作者：刘骏）

证券市场会计监管与合并——会计规则修订亦着眼于“主体观”

我国公司法及有关证券法规对公开发行上市以及维持上市地位的资格限定，都是以公司是否实现或连续实现盈利为标准的。我国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界定何谓“盈利”，具体监管则选择会计报表上的净利润或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为判断盈利的标准。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以扣除“少数股东权益”或加上资不抵债子公司“未确认投资损失”后的净利润作为界定盈利的单一指标，这就有可能诱导母子公司在净利润与少数股东权益之间人为调节利润及财务结构。本文首先分析了上市公司利用合并财务报表人为操作利润的两个问题：向少数股东转移亏损，以及向资不抵债的子公司倾倒亏损。

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是因为在合并报表中列报净利润和净资产时，上市公司普遍采纳“业主观”。根据这一观点当母公司合并非全资子公司的会计报表时，按母公司实际拥有的股权比例，合并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以及收入、成本费用、净利润。将子公司利润或亏损不归属于母公司的部分，作为“少数股东损益”在合并报表中单独列项。

此外，合并会计报表编报理论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主体观”。根据这一观点，尽管母公司并非百分百拥有子公司的资产，但母公司对子公司拥有控制权，意味着母公司有权支配子公司的全部资产，而不仅仅是所拥有的资产，母子公司在资产的运用、经营决策和财务分配决策上便成为于其终极所有者的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应当是编制合并报表的主体。因此应当将子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以及全部收入和费用等纳入合并报表。

作者认为，我国合并会计报表准则的拟定应采纳“主体观”，这既符合国际会计准则关于合并会计报表的进展趋势，又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

（唐水晶整理自《财务与会计》2005年第11期，作者：王啸顾斌）

公司控制权对会计盈余稳健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公司控制权角度来研究公司治理与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关系，认为享有公司控制权的股东会利用控制权来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从而达到实现自身利益的目的，并用我国上市公司1997-2001年的数据检验了两者的关系，得出大股东控制权越强其会计盈余稳健性越差的结论。

文章首先介绍了公司控制权及其特征，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普遍较高，主要集中在20%－70%之间，大股东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上市公司占43%。

2.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没有因为时间变化而有明显改变的迹象。

3.通过大股东担任董事长来控制上市公司的现象仍比较普遍

接着本文介绍了公司控制权对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影响。根据代理理论中的契约观，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高管人员之间在既定的契约下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在追求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契约各方把这种意愿反映在会计信息中，并最终通过会计盈余信息来实现，这时，会计盈余信息就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当大股东可以控制上市公司时，他就会通过影响会计信息侵占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延迟公司内部不利信息的披露程度或较早披露有利信息，而该行为就会映射到会计信息稳健性方面，即公司对“好消息”的反映时间长度比“坏消息”短，即其会计信息稳健性较差。

最后文章对两者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反映？公司坏消息的及时性越差。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越强，其会计盈余稳健性越差。

（李倩整理自《财务与会计》2005年11期，作者：曹宇李琳孙铮）

企业业绩组合、业绩差异与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管理层信息披露的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

目前，在成熟资本市场实施季报披露制度相当普遍。中国要求从2002年一季度起所有上市公司必须编制披露季报，同时规定，季报的编制及公布时间为报告期结束后30日内，而年报的披露时限为报告期结束后的4个月内，这就导致了季报与年报的“撞车”现象。

国外学者研究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较好公司业绩和治理信息的公司，其管理当局为降低利益相关者疑虑，更乐于主动发出信号，即倾向于早期公布好消息；相反，业绩差的公司倾向于晚些时候公布其坏消息。这种“早些时候公布好消息，迟些公布坏消息”的披露规律主要集中在对上市公司的年报研究当中，而在季报研究方面则非常少。基于此，笔者提出6个假设，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研究样本包括2002－2004年之间在深交所和上交所上市的可获得数据的所有上市公司，建立了回归模型，设立实验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研究，以期找出企业业绩组合、业绩差异和上市公司一季度季报披露时间间隔的关系。

研究发现，管理层考虑到企业业绩差异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影响，将选择能够产生积极影响预期最大的年报和一季度季报组合的披露方案。管理层倾向于分散地披露好消息的积极影响大于集中披露；坏消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