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在宋代的传播形式

浙　江　教　育　学　院　学　报

JOURNALOFZHEJIANGEDUCATIONINSTITUTE

July2004

No14

论词在宋代的传播形式杨金梅(浙江教育学院人文分院,浙江杭州31002)

　　摘　要:词在宋代的传播方式主要立足于其音乐身份,即传之歌喉,播之管弦。较之文本传播速度慢、范围小的缺点,通过演唱的方式可以使词快速有效地播之四方。直到南宋后期,民间编纂的词集开始出现,词以文本形式传播的领域才逐渐扩大。

关键词:词;宋代;传播

中图分类号:H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574(2004)04-0089-06

一

作为宋人文娱活动中最受欢迎的一种艺术形式,词在宋代的传播主要以两种形式进行:一是作为文学的词,一是作为音乐的词。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就词对宋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而

言,是同一时期其他任何种类的艺术都无法比拟的。由于乐谱的散失,今天我们阅读宋词,只能从文学的角度领会和欣赏。而在当时,尤其是北宋,词首先是以音乐作品的身份传播于众的。

宋代的大众文化十分发达。随着坊市制的解体,市民的游乐中心由节令时期的寺观转向了经常性的瓦舍,文艺活动也由偶然性的行为发展为日常行为。宋人的文献中记述了当时的各种伎艺对市民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东坡志林・卷六》记载了一件趣事“:涂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听“古话”竟然可以制止小儿的“薄劣”,实属意外之喜,“古话”对时人的巨大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宋代社会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文艺活动却是唱词。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曰“: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近人王易对宋代歌词演唱业的发展也有一段精炼的描述“:宋承周祚,结五季纷扰之局,制礼作乐,自属固然。其时区宇甫靖,文事渐兴。内则教坊云韶,皆备宴飨;外则公私酬酢,动有声歌。故旧曲绵传,新腔竞出。名臣硕彦,抒忠爱之忱;才士文雄,逞敷张之技。或当筵命赋,立被歌喉;或载酒行吟,遂相传写。引商刻羽,妃白抽黄,慢犯日增,情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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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繁声淫奏,殆不可数”与“旧曲绵传,新腔竞出”形象地反映了宋代歌词演唱业的繁

盛局面。词在本质上属于音乐文学,只有通过入乐歌唱,才能充分为人们欣赏,从而实现自身

　　收稿日期:2004-06-09

　　作者简介:杨金梅(1972-),女,安徽滁州人,浙江教育学院人文分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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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价值。虽然从《诗经》时代开始,诗歌就可以入乐,但直到宋代,以词为代表的这种形式的艺术才得以真正普及开来。原因就在于配词的音乐属于俗乐,不仅能够符合大多数庶族出身的士大夫的审美要求,其强烈的感官刺激性也吸引了新兴的市民阶层。

实际上,唱词活动早在五代就已经十分流行。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曾说“:则有绮宴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叶叶之花笺”上写的无疑是词“,拍按香檀”自然是为了伴歌。词人自己的作品里也有很多记载。毛熙震《后庭花》云:“轻盈舞妓含芳艳,竞妆新脸。步摇珠翠修娥敛,腻鬟云染。歌声慢发开檀点,绣衫斜掩。时将纤手匀红脸,笑拈金靥。”细致地描绘了歌妓唱词时的装扮、体态和动作。再如牛峤《女冠子》:“绿云高髻,点翠匀红时世,月如眉。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与毛词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欧阳炯、毛熙震、牛峤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一个特点:五代时期听词的主体基本上还局限在上流社会“,绮宴公子”不可能是市井百姓“,绣幌佳人”也不会为小商小贩一展歌喉。但是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听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据高晦叟《席珍放谈》记载,北宋宰相晏殊的女婿杨隐甫有一次去拜访他,晏殊“坐堂上置酒,从容出姬侍奏管弦、按歌舞,以相娱乐”。对于一个有身份的文人来说,翁婿间以此相娱,在前代是很少见的。这也说明,在大多数宋人尤其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看来,听词既是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种艺术欣赏。同时,作为源自民间的一种文艺,词的演唱不仅为上层社会人士所喜爱,在广大的市井百姓中也有巨大的市场。同文学的平民化步伐一致,宋代的音乐文化也出现了下移现象。北宋时的汴京“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地,香山药海;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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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来“燕馆歌楼”听歌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仕途落魄且

又生性不羁的文人,绝大多数则是市井百姓。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吴自牧的《梦梁录》卷二十:“街市有乐人三五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甚至酒库开张也请歌妓唱词助兴“: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滴,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词里也有大量记载,如柳永《看花回》“: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倾杯乐》“: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汴京如此,南宋的临安与之相比也毫不逊色。临安的很多酒肆都建有厅院廊阁,花竹掩映,垂帘下幕,客人可以随意命妓歌唱。“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霜雪,不少减也。”不仅喝酒时听歌,连品茶这样风雅的时候也往往要唱词相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词的演唱以自己特殊的魅力获得了全社会的喜爱。

在宋代所有的音乐伎艺中,词的演唱在艺术上最为成熟。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中在谈到唱词的要求时曾说: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清圆,悉融入声中,林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肉里声”。不善歌之,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韵,谓之“叫曲”。

对演唱技巧的严格要求使得歌词的演唱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喜爱。普及面的扩大反过来又从正面促进了演唱技术的提高。正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积极的互动关系最终促成了词在宋代的全面繁荣。

宋代的唱词活动按照演唱规模、演唱场合以及演唱形式的不同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朝廷和官署大合乐中或宫中私宴上词的演唱,由隶属于官方的教坊或乐营担任,规模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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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队复杂,往往伴有舞蹈表演。二是贵族士大夫家宴中词的演唱,由家庭乐队和家妓担任,规模通常在六至十人间。宋代的士大夫文人由于生活优裕“,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欧阳修的《醉翁琴趣外编》就是欧阳修自作之词以及当时流行艳词的一个汇编,以便于家妓们的演唱。三是小唱,有简单的乐器伴奏,或仅执拍板清唱,是市井唱词的主要方式。不过,因为方式简便,小唱在宫廷、贵族间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宋词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

二研究唱词的具体过程离不了对宋代歌妓的了解。作为沟通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媒介,歌妓以自己的演唱促成了宋词的全面繁荣。宋代歌妓是指从事词的演唱伎艺的女艺人,主要分为官妓、家妓和私妓三种。官妓包括教坊中的歌妓、军妓以及中央和地方官署的歌妓。其来源主要由官府指派或选定的民间私妓中色艺俱佳者强令其加入乐籍,以保证官妓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更好地为各级官员服务。宋代的地方官府每逢官员上任、离任,都要设宴迎送:宴会上往

(玉童西迓浮丘伯),题下有注往少不了官妓歌词侑觞。如苏轼词《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睡起闻莺语),这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南渡词人叶梦得有一首被尊为一时绝唱的《贺新郎》

首词之所以能够流行天下,就是由于歌妓的演唱。洪迈《夷坚丁志》卷十二记载了关于此词的本事:

叶少蕴左丞初登第,调润州丹徒尉,郡守器重之,俾检察征税之出入。务停在西津上,叶尝以休日往,与监官并拦干立,望江中有彩舫素亭而南,满载皆妇女,嬉笑自若,谓为富贵家人,方趋避之,舫已泊岸。十许辈玄服而登,经诸亭上,问小史曰“叶学士安在,幸为入白。”叶不得已,出见之,皆再拜致词曰“:学士俊声满江表。妾辈乃真州妓也,常愿一侍尊俎,惬平生心;而身隶乐籍,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倾刻之时不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会集,故相约绝江,此来殆天与其幸也。”

从歌妓的自述看,她们显然是官妓。这段记载不仅告诉我们,该词之所以被尊为一时绝唱,完全是由于官妓们的演唱;同时还说明,这些官妓要经常到地方官员的宴会上唱词助兴。宋代官员间的聚会很频繁,所谓“无时不开宴”。每遇宴会,必召歌妓,竟使歌妓“望倾刻之时不可得”。宋代政府禁止官员狎妓,却鼓励官署宴会时召集歌妓歌舞侑尊,从而制造出一种“太平盛世”的气象。这种习惯客观上拓展了词以音乐形式传播与接受的范围。

家妓在宋代十分盛行。文人(往往也是官僚)蓄妓成风。宋代文献中,文人与家妓间的良好关系随处可见。如苏轼与王朝云,姜夔与小红。据《冷斋夜话》记载“:朝云者,姓王氏,钱塘名妓也。苏子瞻宦钱塘,绝爱幸之,纳为侍妾。朝云初不识字,既事子瞻,遂学书,粗有楷法。”后来,苏轼贬惠州,独有朝云随其南迁,终逝于惠州。小红与姜夔的关系同样颇为融洽“:尧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箫,小红辄歌而和之。”姜夔自己也云“: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文人不仅与自己的家妓关系融洽,与他人家妓的关系同样很好。晏几道的朋友沈《

廉叔、陈君龙家里都有不少歌妓。小晏常与沈、陈二人一起听歌妓唱词,与其中的莲、鸿、苹、云诸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晏几道的许多词里他不仅能完整地回忆起与她们相处的点点滴滴,甚至还能记得初次见面时对方的着装“: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对于后来无法挽回的四散飘零的局面,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发出“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的无可奈何的叹息,反映了对过去与她们在一起的生活的留念。另如晁补之作有一首《江城子・赠次膺叔家娉娉》,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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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娉提到的“娉娉”是晁端礼的家妓。后来那位娉娉不幸亡故,晁补之特地作有一首《青玉案》

娉)。像晏几道、晁补之这样爱护家妓的词人在宋代为数不少,反之为家妓所爱的词人更多。秦观有一首《虞美人》“碧桃天上栽和露”词,据杨氵是《古今词话》记载“:秦少游寓京师,有贵客延饮,出宠妓碧桃侑觞,劝酒倦倦。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客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词曰

……”家妓与主人或宾客间融洽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词人喜爱听词并且经常听词的事实。

私妓是指官妓、家妓以外的市井歌妓,相对而言,宋代文人特别是上流社会的文人由于有家妓或官妓可供使用,故与私妓的关系不如与前两者密切。与私妓亲近的多是那些仕途偃蹇生活落魄的文人,如,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秦观“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就对词的传播而言,私妓所起的作用似乎更胜于前两者。以柳永为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一西夏归朝官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王灼《碧鸡漫志》云柳词“不知书者尤好之”;徐度《却扫篇》曰“:流俗之人尤好道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至今柳陌花衢、歌姬舞女,凡吟咏讴歌,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以上诸论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柳词流传广;二是接受面广,且以下层百姓为主;三是传播的方式以歌妓主要是私妓的演唱为主。实际上,在整个宋词的传播过程中,私妓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众多私妓的演唱,一般的市民不可能直接从词集等文字媒介来接受词。正是她们的临街而歌使得更多的人得以欣赏到优美动人的词,并使得大量文人词得以不灭。康与之《风流子》“结客少年场”小注云“:昔贺方回作此,道都城旧游。仆谪居岭海,醉中忽有歌之者,用其声律,再赋一阕。恨方回久下世,不见此作。”康与之作此词时为南宋绍兴年间,在远离中原数千里之外的岭南还可以听到北宋贺铸的词,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再如周邦彦,他的词不仅在生前就已广为传唱,即使在南渡后仍为歌妓歌唱不绝。张炎《国香》词序“: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另据《樵隐笔录》“:绍兴初,都下盛行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如果说贺铸、周邦彦的词因为私妓的演唱而流传久远的话,那么,柳永词的流传不仅时间久,范围更广。在《高丽史・乐志》里记载了74首自北宋传入高丽的大曲,其中柳词就占了8首。无论是仕途通达的周邦彦还是沉沦下僚的贺铸以及几乎布衣终身的柳永,他们的词之所以能广为流传甚至传往国外,与广大的民间歌妓大量演唱其词,从而造成他们词名大盛的原因是分不开的。

“宋词的创作比起唐五代来已经有了很大的群众性。如果没有这样的大普及,没有这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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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群众性,词的繁荣便不会出现。”换句话说,词的繁荣有赖于良好的群众基础,如果老百姓不喜欢,那么它只能一直存在于文人间,最终走向消亡。词最早起源于民间,但当其被文人“接管”之后,便逐渐脱离了百姓,成为文人的专利。到了宋代,由于整个统治阶层(当然也包括文人)审美兴趣的世俗化、平民化,词又重新走向民间,为大众所接受。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完成的,也不可能由文人或老百姓来完成。无论是文人还是老百姓都没有这方面的主观愿望。担负起这个使命的只能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类人:身处下层社会,但又必须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这样的人只能是歌妓。在这一方面,私妓所起的作用更大。官妓或家妓尽管数量不少,而且比私妓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上流社会的文人,但毕竟她们的活动范围狭小,因而其传播行为也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私妓则不同,她们多数是在勾栏瓦市、茶馆酒楼,通过自己的演唱为市民提供娱乐,同时也将词人的作品广布民间。由于直接面对普通百姓,其传播范围更广、效果更显著。在古代传播水平落后的情况下,歌词演唱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在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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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因为有了歌妓尤其是私妓的传播活动,词的接受范围才进一步扩大,从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普通市民。北宋后期,尤其是南宋定都临安以后,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社会背景下,歌妓行业更加繁荣,歌妓作为歌词传播的媒介,其所起的作用更大了。

三

词之所以受到宋人的喜爱是因为它强大的娱乐功能,而娱乐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音乐去实现。词的很多别称如“乐章”“倚声”“歌曲”“曲子”“乐府”,很直观地反映出音乐在词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刘尧民在《词与音乐》一书中说“:词的时代是尊重音乐,诗歌倒反附属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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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正因如此,宋人的注意力往往更多地集中在音乐上。从晚唐、五代开始到北宋末,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词的传播与接受主要以音乐的形式展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辞纯粹只是为应歌而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思想内容、创作风格、题材、语言诸要素长时间处于因袭传统的状态。苏轼是第一个试图将文辞从音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词人,他的一些风格特异的作品突破了音乐的藩篱,将描写的对象从红粉闺阁转移至以创作主体本身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身上。思想内容的变化开始使人们注意到文辞的独立意义,客观上有利于文本形式的传播。遗憾的是,苏轼的努力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

文辞地位的真正提高是在南宋以后。从客观情况看,靖康之难中大量词谱的散失使得音乐在词中的影响力大为削弱。同时,受政治形势的影响,一批词人将丰富的社会生活注入词体,抒发家国之慨、身世之感的词作渐次出现。词不再仅仅只是作为娱乐的工具,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负载了“诗言志”的功能。除了艺术自身和社会的发展因素以外,文辞地位的提高与当时科技的发展也有关系。造纸和印刷技术的成熟,使图书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数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宋代的图书刊刻事业十分繁荣,形成了以成都、开封、杭州和建阳、麻沙为中心的四大刻书基地。其刻印能力之强、刻印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汉唐盛世。文本流通范围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扩展。苏轼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

[5](P.127)

今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宋代的刻书机构有官刻、坊刻和私刻之分。官刻是指政府刻书业,刻书内容限于经史子集、国朝实录、天文历算以及农书医书。坊刻是指书坊刻书。书坊是卖书兼刻书的店铺和作坊。坊主既以刻印书籍为职业,必然会设法提高图书流通的范围和速度,以达到营利的目的。坊刻的内容很广,几乎涵盖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史子集、农桑医算、诗词文赋、小说话本。私刻是私人出资刻印,不以卖书为业。三类刻书中对文化传播影响最大的是坊刻。比之官刻和私刻,坊刻有着内容广、刻印快、发行量大和行销广等优势。在当时的情况下,坊刻的出现打破了小部分人垄断文化的局面,使图书走出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之手,流入寻常百姓之家,进入普通市民的生活。再从词史的角度看,坊刻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宋代官方书目不收录词集,北宋词集的编纂一般都是个人行为,如晏殊的《珠玉词》、欧阳修的《醉翁琴趣外编》。这些词集刊印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个人收藏,数量有限,很少能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对词的传播影响不大。南宋以后开始有书商编选刻印词选集出售,当时流行的词选集主要有《草堂诗余》《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前后编》《五十大曲》《万曲类编》。词以文本形式出现于流通领域使得文辞的影响逐渐增强,最终演变为格律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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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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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preadingFormofCi-PoetryTextinSongDynasty

YANGJin-mei

(HumanitySchool,ZhejiangEducationInstitute,Hangzhou310012,China)

　　Abstract:Themainspreadingstyleofci-poetrytextisbasedonitsmusicidentification,

thatissinging.ci-poetrytextwouldbespreadtoallquartersquicklyandeffectivelybysingers.Thenongovernmentcollectionofci-poetrytextappearedinSouthern-SongDynasty,andthespreadingscopeofci-poetrytextwasexpandedlittlebylittle.

Keywords:ci-poetrytext;Songdynasty;sp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