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高级将领何畏：张国焘部属 勇敢善战全身是伤

红军高级将领何畏：张国焘部属 勇敢善战全身是伤

本文摘自《椰城》2008年02期，作者：卢家昭，原题：历史埋没了何畏将军

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由于种种原因被历史埋没了。幸得原琼海市政协副主席卢家昭，经过调查考证，掌握了何畏将军的一些珍贵资料，现刊登，以馈读者，并欢迎有关何畏将军的来稿。——编者

为了了解红军将领何畏在红军时期革命活动真实记录情况，笔者搜集有关何畏在红军时期事迹和鲜为人知的史实记述，现将部分资料记载摘录，以飨读者。

★……以第十二师为基础，连同巴中市、巴中、恩阳、仪陇、阆中等县独立团，独立营扩编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主任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第二十五、二十七师。第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兼，政治委员陈海松（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第二十七师师长王学礼兼，政治委员梅华樊（辖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团）；暂缺第二十六师及所辖之三个团，全军实有六个团。

……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联邦政府”于茂县成立。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第九军军长何畏各率一部西进，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均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

★……组建岷江支队（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懋功支队（何畏为司令员兼政委）、后方警备部队（周纯全为副令员兼政委）。

……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后面追上来了！”彭德怀往后一看，后面大路上果然卷起了一大溜烟尘，接着是急雨般的马蹄声。彭德怀立即布置好警戒，心想，果然追上来了！原来和第三军团住在一起的军政大学行动时，被这个学校的校长何畏发现了。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也急匆匆地赶来，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是否下过开拔的命令。

……尽管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些同情者如李卓如、何长工、还有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舍死相抗，但在抗大的发动下和四方面军的一些时兼军区政治委员，随后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长征路上组成红二方面军，同中央红军继续北上。还有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中共大金省委、省委书记何柱成；大金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

……红军大学政委何畏等坐着担架（在懋功战斗中负伤）来到总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与毛泽东已率第三军向北挺进了。（均摘自《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

★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我们计划步行7天7夜，通过陕北，到达四川汉中靠巴山会合刘子才再说。（摘自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

★在校期间与郭沫若、何畏等共同创办同人杂志，后发起成立创造社，并在《创造季刊》、《创造月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戏剧……（摘自网络《评中共文艺代表作》丁森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余天云在学校还散布要杀刘伯承校长和王新亭主任，也要杀张国焘（因没有要他当军长了，对张不满）。张国焘知道后，要刘伯承把余抓起来，刘说：“不要抓，我来教育他。”张说：不抓不行，余天云这个人说杀人就真要杀人的。刘伯承还是说不要抓，可以教育好的。张国焘就要何畏（当时的红大政委）把余抓了起来。在南下过大金川时，余天云跳河身死。（摘自网络《评中共文艺代表作》丁森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一次上课时，他（余天云）与刘伯承当面顶撞起来。何畏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不上课。

……张国焘叫我（何福圣）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四方面军彭扬军学校已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

……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

……许世友上将在建国后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到延安以后，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做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下边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

……到第二天，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当时我们（指许世友）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决定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汉中、巴山、会合刘子才的部队再说。一切计划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

……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发现许世友等人是冤枉的，向中央作了反映。张国焘回忆：“负责审理四方面军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的行动，他们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短期监禁。被判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准备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接到电报，命令红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第88师、红9军军长何畏率第25师、第27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西进懋功地区，扫清这一带敌人，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迎接他们北上会师。

★共军在老匪区，所编练的赤卫队、少先队为数也近两万，故红四军在二十二年十月也共有能作战兵力六万人，而以何畏、王××确能协助军方，对敌作战，故刘湘一就任剿匪总司令后，五路出兵，土气稍振奋，而得此民众助力，复通巴与达宣，均有战功可记。（摘自花田八路：李璜《共匪西军观察记》）

★……稍缓国焘又说：“还有一位何畏军长，他实在可惜了。”我便询问张夫人（指张国焘妻子）：“何畏是怎样一个人。”她说：“何畏与李先念一样，都是国焘直接部属。此人勇敢善战，满身是伤，当国焘与我脱离延安后，老毛把何部队改编，将何送禁闭……后来释放，派他到前线工作，彼时一样不得意的李先念等暗示他应该带妻子同往，并示意：走得愈远愈好（指重庆），如能见到我们老上司（指国焘），那我们都好了。”（暗示将军率队相投）（以上系何畏事后说出）（摘自成败之鉴：蔡孟坚发表《张国焘夫妇慨谈今昔》）（修订本）

……何畏，广东人，红四方面军九军军长，性暴烈，尤爱棍棒伺候。红军时期某战失利，何畏迁怒于时任九军作战科长的周希汉将军，将军当场顶之。何畏大怒，曰：“老子毙了你！”连发五枪，将军侧身挺立，仍目瞪何畏，无恙。后，将军曰：“何畏枪法不行，老子命大！”何畏曰：“老子不过吓吓你，哪舍得真打。”周希汉将军回忆言，后何畏命令打将军二十军棍，被送进医院疗伤。何畏有悔意，特意到医院看望，并交待医院政委董贤映：“对周科长要特殊照顾好。”何畏曰：“给周科长炖一只母鸡，没有就到老百姓那里去搞。”院长不懂广东话，何畏取纸笔写道：“炖鸡婆，加天麻。”继改“鸡婆”为“鸡母”（广东人称母鸡为“鸡婆”，四川人称母鸡为“鸡母”）。

……人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何畏讲话，广东人亦难懂。为此，何畏连换几任参谋。周希汉将军到任后，细心琢磨军长发言规律，一星期即能听懂军长之广东话。何畏大喜，逢人便夸：“这小子她妈的是天才！”

★何畏去看病是真的去了，给国民党抓坐牢两三年，没人过问，为什么何畏的脚到死都是走路一拐一拐的，是打仗打伤的，当时因国共合作了放了出来的，回红军也无望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回广州，遇到了张国焘，张想用何当叛徒，何不干……何福圣（张的警卫后来回忆）有讲：“何有骨气，但回去毛也不会重用他，他在国民党那边坐牢时，以前的部队也给陈昌浩打光了，毛又是当他是张的亲信，也当何畏是打废了的人，像长征路上的伤员丢了。他只能在广州当一般的教员，要是他想叛变的话，他一到就可以当官了，为何还要去受苦呢？张国焘不是说了要是何早出还能带人出来吗。”（摘自网络转载）

★1932年红军第四方面军张、陈、徐、张入通江，全军四个师，王宏坤、倪志亮、何畏、王树声任师长，李先念任政治委员15000人。

★红四方面军军长何畏进入了川西的理县并建立了根据地，红9军下属的25师和27

师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迎接到了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这样，红军的两支主军团，就在达维会师了。（摘自网络转载）

……那时1932年，红军入川之际，时年16岁的朱有德和21岁的同胞哥哥朱有吉在四川中恩阳区红军驻地正式参军，被分到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35团，军长是广东人何畏，军政委陈海松。（均摘自《带刀侍卫》何福圣自述作者：罗学蓬）

★警卫员跟着我，监视我。不久，来了政治委员何畏，他是广东人，参加过广州暴动，原是红7军的连长，后任营长。他到江西时，离开部队去上海，后中央分配他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军长，他调任红大政治委员时，我即把李特诬蔑干部团的事告诉他，建议他处理。（摘自《莫文骅回忆录》）

★1933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乙，四川红军徐向前、何畏再败杨森军，占渠县。（摘自《中华民国史事日记》）

★红军长征途中，我在“红大”先后给刘伯承、张宗述、何畏三位领导当过通讯员、警卫员……他身体不好，红九军军长何畏派人给他送来50块大洋让补养身体。（摘自《我的启蒙老师——刘伯承校长》）

★《蒋介石悬赏红军将领的赏格》1935年2月15日云南《民国日报》载，蒋介石悬赏红军将领的“赏格”为：㈠毛泽东、朱德、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㈡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级五万元。㈢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㈣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摘自《文

史博览》）

★何畏（？—1949）广西隆州人，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百色起义和省港大罢工。1930年任红4军第28团营长。1932年任第12师副师长。1933年7月任红9军军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1935年7月，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1937年在延安开小差，叛变革命。1949年在广东被抓获，执行枪决。（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第330页）

笔者注：经考证，关于何畏出生年月、籍贯与其“1937年在延安开小差，判变革命。1949年在广东被抓获，执行枪决”完全不符合事实。笔者已去函解放军出版社要求更正。

★……将原第十师改称第四军，以王宏坤、周纯全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十二师改称第九军，由何畏、詹才芳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十二师改称为第三十军，以陈世才、李先念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七十三师改称为第三十一军，以王树生、张广才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

……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第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三一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我们的训练中心是红军学校，由何畏任校长，刘伯承任总教官。何畏那时仍在养

伤，事实上不能多管事，刘伯承则负责实际责任。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多数是从四方面军调来的营连长，也有少数当过师长或军长的干部。

……他（指余天云）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乃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我因不愿加深党内危机，对张闻天只有怒目而视，忍耐着一言不发。

……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处短期禁闭。最高的处罚没有超过三个月禁闭。被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均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

何畏（1900—1960），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时期的显要将领；国内许多权威历史媒体对他做了这样的记载：1900年，何畏出生于广东省海南乐会县玉堂村（今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朝烈村委会玉堂村，又名后塘村）, 祖母是越南人，因而他具有越南血统。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童年时随父亲何良炳到马来西亚，就读于中华学校。早期参加

马来西亚共产党并担任马共的领导人以及英（国）荷（兰）两族中区委员，后被英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回国。 回国后就读厦门大学，在校期间，何畏曾与郭沫若等共同发起创办了同人杂志，之后又发起成立创造社，并在《创造季刊》、《创造月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戏剧……（《评中共文艺代表作》，丁森著，香港新出版社）。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很快就成为了这次罢工浪潮的风云人物。

1926年,何畏考进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步科第一学生队一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供职。之后，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往广西从事兵运；同年12月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历任红七军连长、营长，红军赣南西河独立营营长，上猷县红色独立营营长。

1932年10月随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入川，参加创建川陕直至豫鄂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师长，与任其他师师长的王宏坤、倪志亮、王树声以及师政治委员李先念一起成为红四方面军（下辖4个师，约15000人）的主要军事骨干。

1933年6月，红4方面军军事会议作出了将师扩编为军的决议，将红4方面军下辖之第12师连同巴中地区的地方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何畏任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之后，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参与组织或组织领导了许多重大战役。其时，率部进入川西的理县，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伐军政治部合影，后排右一为何畏

1935年5月下旬,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何畏临危受命，任懋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亲率25师、27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锋推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6月12日,何畏红9军下属的25师和27师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迎接到了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实现了红军两支主力军团胜利会师。这次历史性会师，史称“懋功会师”。

长征途中，何畏兼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到达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

从一名热血归侨青年成长成为红军的显要将领，何畏经历了血与火的砺炼，经受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信念坚定，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打了不少硬仗恶仗，为红四方面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以及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之为军中“小诸葛”。他，作战勇猛，靠前指挥，且率先垂范，屡立战功,曾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颁发的一等红星奖章。

畏回到老家琼海后照的相片（50年代）[1]

对于何畏这段尘封了近七十年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琼海籍诗人李兴川用诗的语言做了生动概括。诗这样写道：史页圣封功胜过，忠魂无悔舞长戈。入番始涌维新血，归国高吟救世歌。百色沙场寒敌胆，懋功战役揭贼窝。缅怀军座千秋志，一片丹心照岳河。

何畏军中之所以享有“小诸葛”之称，还在于他能够临危受命，排除艰难险阻，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出色地完成党和组织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准备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是关系到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前途命运的一项重大任务。红四方面军党代表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首先想到担当此重任的人选便是红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红9军军长何畏。遂即任命何畏为懋功支队司令兼政委，率第25师、第27师各一部，西进懋功地区，横扫这一带敌人，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对此，曾长期担任张国焘警排长何福圣在其自传《带刀侍卫》中做了这样描述：1935年5月下旬,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红9军军长何畏率25师、27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锋推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6月12日,迎接部队和中央红军在夹金山下的一座小桥上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1938年因党内路线斗争怕受其害，加上身上带伤，为治疗养

病带着腿伤而离开延安回到广州，在安老所过着稳居生活。

关于何畏离开延安后的去向，有资料记载说何畏已被枪决，有的说他已跳河身亡，有的说他回到广东琼海老家务农等等，何畏最终结局如何？成了不解之谜（据考证，何畏于1960年病故于家乡海南，享年60岁）。

革命经历

1929年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到广西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12月参加广西百色起义，历任红七军连长、营长。

1930年—1931年战斗负伤，到上海治疗养病。

1931年3月西河红色警卫营任营长。

1931年10月—1932年2月上猷县红色独立营长。

1932年10月—1933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副师长。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1935年4月—1935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军长。

1935年7月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

1935年8月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1935年10月—1936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

1936年4月—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

生平考证

据史载，参加举世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海南籍高级将领共有七人。他们分别是开国大将张云逸、上将周士第、中将庄田以及谢飞、云广英、符确坚和林青等同志。其实，这段史载给自己留下了让先人和后人都为之扼腕叹息的遗憾：因为它疏漏甚至忘却了当时地位与影响仅次于张云逸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

何畏，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祖籍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朝烈村委会玉堂村（又名后塘村）人（原属广东省乐会县人），出生于1900年农历三月十五日，童年时随父亲何良炳去马来亚，就读于中华学校。早期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并担任马共的领导人，曾担任过英（国）荷（兰）两族中区委员（马来亚当时系英国、荷兰殖民地），后被英政府逮捕，被驱逐出境回国。回国后曾就读厦门大学和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在外参加革命工作。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广西百色起义。由于何畏被驱逐出境，其原配夫人曾国彩没有生活依靠，只好带着长子何达梧回海南博鳌后塘村老家。

何畏回国后一直音信全无，时至1946年，曾国彩接到丈夫何畏自广州寄回家乡的信，说他现在广东省救济院安老所（地址为：广州市珠光路），并已娶罗明新女士为妾，生有一男一女（儿子何达桐现居住加拿大，女儿何汤月明现居住香港，同何家一直都有来往）。1955年，何畏因与小妾罗明新发生婚姻纠纷，毅然回到阔别几十年的老家，同原配夫人曾国彩

和儿子何达梧一起生活。在回老家当年，村里大多数人不认识他，连儿媳妇都问他：“伯爹你从哪里来，你要找谁？”，何畏只说了一句：“我是阿公，达梧去哪了？”当时，正好何达梧去了三亚。在老家数年，他一直缄默寡言，从不透露在外几十年参加革命工作及其生活经历的丝毫情况。其几年间，仅在家干一些轻活以及为村里夜校当业余辅导老师。在我们采访村里那些曾经同他相处过的老人说，何畏中等身体，五官端正，体格健壮，脚有伤疾（战伤），走路一拐一拐的。他知书识礼、知识面宽，精通医术，能说善道，出口成章，毛笔书法流利，是个非常有文化知识的人，且精音乐，见歌会唱。村里请他当义务教师，协助扫盲工作，曾教孙子及村民唱《东方红》、《国际歌》等歌曲。他会说国话，并从教拼音开始，教村里的青年们学讲普通话，他经常对村里的年轻人说：“一定要学普通话，要不以后赚不到吃的。”他吃苦耐劳，曾经跟村里的人做过木工、泥水工，社里安排他干什么重活，他也从不推卸，唯命是从，劳动纪律很好，老老实实地干，从不怨言。他有一嗜好，身不离书，工作之余，就拿起书来看，甚至连上厕所都看书，《水浒传》、《三国演义》非常娴熟，讲得津津乐道。他平时缄默寡言，从不谈论政治，不流露其身世和经历。由于身体壮实，吃量颇大，在村里艰苦生活几年。儿媳钟家蓉说：粮食紧张时期，他曾经教村里人摘“革命菜”充饥，直至1960年粮食紧张时期因病饿交困、缺医少药之时，何畏在老家寿终正寝，长眠辞世，享年60岁。出殡那天，村里的人都来参加送葬，那些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何畏在临终前对妻子曾国彩说过，他的同事都在北京，都是当大官的，并拿出一把铜片压印“校长蒋中正赠”的宝剑和一枚纪念勋章交给儿子何达梧收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何达梧怕红卫兵抄家受株连，一天夜里，偷偷地把宝剑及勋章扔到老家门前的万泉河里，至今回想起来，何达梧老人懊恨不已。

何畏的原配夫人曾国彩，娘家在朝阳维礼村，她年轻时参加红色娘子军，是与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第一批去参加娘子军的红军战士，参加过多次战斗并负过伤。何达梧先生回忆，小时候，由于家里没有人，他的童年几乎都在外祖母家度过，母亲参加革命工作，他只好依靠外婆扶养长大成人。解放后的1950年至1951年间，曾国彩担任乐会县博鳌

乡第一届妇联主任，后因丈夫何畏的历史不明问题受株连，被免职回家务农，于2003年病逝，享年100周岁。

何畏的小妾罗明新于50年代初带着女儿何汤月明、儿子何达桐移居香港。1983年罗明新经多方打听，得知丈夫何畏已于1960年在家去世的消息，独自一人几经周折从香港一直探路回到后塘村，并到何畏墓前烧香叩拜。之后，曾多次带着女儿何汤月明回乡祭拜父亲，罗明新于2002年在香港病逝，何汤月明现在一直与何达梧一家联系来往，且对何达梧一家在经济上给予很大的支持与帮助。罗明新千里问路寻夫的消息，引起琼海新闻界的注意，曾在《琼海市报》上作过报道，受到广大读者啧啧称赞。

生死之谜 何畏系黄埔军校毕业，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广西百色起义，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先后十一次负伤。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校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是张国焘的亲信将领，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1938年因党内路线斗争怕受其害，加上身上带伤，为治疗养病带着腿伤而离开延安回到广州，在安老所过着稳居生活。关于何畏离开延安后的去向，有资料记载说何畏已被枪决，有的说他已跳河身亡，有的说他回到广东琼海老家务农等等，何畏何去何从？成了不解之谜。

至于何畏的籍贯考证问题，党史资料上没有明确，是因为当时他参加革命而埋名隐姓，不愿意把具体家庭地址暴露，以免连累家庭，所以在史料上记载有两地址：一个是广西龙州人，一个是广东人。经琼海市党史办原主任陈锦爱同志去函询证广西龙州县党史研究室，回复：“陈锦爱主任：贵单位关于要求协助考证何畏祖籍问题的来函已悉，经调查回答如下：何畏是1929年10月，随李明瑞所率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相当一个步兵团）到龙

州的。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时，何畏任第一纵队一个连的连长；1930年底离开龙州，此后去向不明。经考证，其确实不是龙州县人。此复，龙州县党史研究室2006年6月29日。”后经同广东省党史有关部门及有关史料以及几位将军的回忆录，证实何畏是广东人。事实证明，何畏祖籍系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朝村委会玉堂村（后塘村）。

写到这里，笔者回忆起一件十分凑巧的事：1988年12月中旬，本人赴新加坡探亲，行前，单位司机李传生交来一封信，要求我在新加坡帮助寻找他从未见面的舅父（文昌籍人），原名叫王士丁。我按其地址发信寻找。第二天已有七十余岁王士丁老人亲自来到我住处并问我，怎么还用我王士丁这个名字，他悄悄地说，这是我年轻时参加马共时的名字，是列入通缉档案的黑名单。并说：“在马共时我是你们乐会县一个叫何畏司令员的警卫员，后来他不知去向，我潜到新加坡当了海员……”可见何畏早期已是马共的领导人物。

根据何畏的儿子何达梧先生回忆说，其父母亲都是早期加入共产党的党员，曾为革命负过伤、流过血，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脱离了革命队伍，但他们一生从不背叛党和人民。由于父母参加革命，家庭曾遭受过不少曲折和磨难。最悲惨的遭遇是1938年日寇侵琼时期，日本鬼子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说其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将他和母亲关押起来审问殴打，幸好村里的保长钟运深出面担保，才把他和母亲救了出来。还有在1948年，莫壮刚（国民党官员）带兵连夜搜他的家，捉不到他的母亲，便捉他到外面审问，问他母亲是否参加共产党活动，昨夜有共产党在你家做饭吃吗？我说不知道，便受到国民党兵的凌辱谩骂。解放后，特别是文化革命期间，父亲何畏虽尸骨已寒，但由于他长期背井离乡在外参加革命工作，同家庭少联系的缘故被怀疑，因而家庭同样受到不公正的冷遇，受人歧视，一家人一直抬不起头。说及这些事，何达梧老先生记忆犹新，凄然泪下。

枪指毛泽东 怒骂张闻天

长征途中，懋功会师后，1935年8月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派人请到总书记张闻天，试图说服他接受张国焘的主张，要他拿出总书记的权威来，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挥师南下。红9军军长、独臂将军何畏尤为暴烈，他拍着桌子吼道：“你像个什么总书记，我看你简直像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毛儿盖兵谏”足见何畏性格的刚烈无羁。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会上，不少与会者希望张国焘能尽快接受并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费尽口舌，也未能使坚持北上和要求南下的意见统一起来。在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各执己见的双方甚至发生了争执。争吵中，何畏突然掏出手枪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坐在右边的徐向前见势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奋力向上举起，“哒哒哒……”枪声震落了天花板上的积尘，整个屋子弥漫在火药味之中。散会后，几个警卫跑进会议室，只见墙上到天花板上不规则地散布着十个黑洞洞的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