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实例,谈谈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平衡与不平衡性”的理解

结合实例,谈谈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平衡与不平衡性”的理解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些因素是经常起作用的，例如不平衡性和雅俗互变等，我们不把这些称为“规律”，因为，这些因素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只能有局部的影响或作用，而不能控制发展进程本身。

不平衡因素首先体现在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时期固然有时出现在政治安定、经济高速发展的太平盛世，例如盛汉（武帝时期）和盛唐（玄宗时期），但也并不尽然。相反，某些动荡不安、民生凋敝、战祸不止的“乱世”，反而促成了文学的繁荣。例如战国时期、建安时期和明末清初都是这样。至于在古代文学内部，不平衡性也广泛存在。首先是文学体裁发展的不平衡，例如散文领域内的文笔之争，即骈文与散文之争，从六朝至清末，常常是此起彼伏、互为消长。戏曲领域内的南戏北戏发展的不平衡，从相互对峙到相互交融，一直延伸到后来的花雅之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演进。

雅俗互动、雅俗互变也一直不断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雅与俗，实质上也可视为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些主要文体，大多来源于民间，例如《诗经》所代表的四言诗，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都来源于民间，本来是很通俗的，但经过《诗经》编纂者和乐府的搜集者整理写定之后，就变得典雅了。词在唐代本是民间通俗的曲子词，后来到了文人手中，特别是南宋格律派词人一番熏陶之后，就变得非常高雅了。又如南戏本来是一个村坊小戏，“本无宫调，亦罕节奏”，艺术上既通俗又粗糙，但却在文人参与下不断提升其艺术品位，促进其雅化，终于产生了《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这类精致高雅的作品。但一当高雅之极，又会化雅为俗，向民众喜爱的通俗形式回归。花部终于战胜并取代雅部，正是化雅为俗的例证。又如从讲史话本和小说话本发展起来的中国白话长篇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最后出现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

一些世界名著，这也是由俗而雅的结果。民间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最肥沃的土壤，正是民间文学哺育了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还只能是文人作品。从雅俗互动的角度来观察，由民间文学上升为文人文学，正是不断化俗为雅的结果，另一方面，雅也可以转化为俗。汉大赋铺陈夸饰，完全是“润色鸿业”的宫廷文学；到了魏晋六朝小赋，则成了文人学士抒情咏物的工具，开始从宫廷走向士人阶层；再变而为唐代俗赋，则完全走向民间，这正是不断化雅为俗的结果。雅俗互变、雅俗互动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

但是，能够制约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是什么？今天是否能够被人们所认识？前人对这个问题曾经出现过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个是进化论，一个是退化论。

第一个明确地把进化论观念引入文学史领域的乃是胡适，他在“五四”时期写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两篇文章，认为文学会随时代改变而改变，时代进步了，文学也必然进步，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每种文学样式都是从低到高，从不成熟到成熟。后来他又根据这一观念写了《中国白话文学史》，提出白话不断发展，最终取代文言文，这正是进化的结果。其实这种进化观念，在古代文论家的著作中就早已有之，如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尚博》就批判了“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的“今不如古”观念，以说明文学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今文总是胜于古文，魏晋诏策就比《尚书》“清富赡丽”，汉大赋就比《毛诗》“汪博富”（见《钧世》篇）。后来，清人叶燮、袁枚、焦循等都承袭这一观念，不过都没能明确使用“进化”这一词汇。

我国传统的文学史观中的退化论占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和权威性，历次以“复古”的名义进行文学革新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立论的基础，正是文学退化论。退化论认为文章愈古愈好，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学难免逐渐退化，即所谓“在前者必居于盛，在后者必居于

衰”。文学的发展是一代不如一代，“从质及讹，弥近弥淡。”《文心雕龙·通变》。

无论是进化论、退化论，还是包括这两种观念相渗合的循环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庞大体系中都可以找到不少史实为根据。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有一个从雏形到发展、演进，最后臻于成熟的过程，这就是进化。一当某种文学形态的审美素质随着时代的推移积淀成一种固定模式而丧失其生机，在这个时候，文学确实会出现“今不如昔”的退化现象。但这些观点都只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局部的时段或史实，它们各自辐射的层次和范围都相当有限，根本无法涵盖整个文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因此也无法成为制约文学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就文学本身发展规律而言，文学的发展既不是不断进化也不是不断退化的过程，或者说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既有进化也有退化，乃是各种走向互相交汇的过程，并不总是直线上升或直线下降的，历史本来就是一种程序，但文学的成果却无法按照历史的先后程序来确定它的高低优劣，属于历史后期的文学高峰与属于历史前期的文学高峰，可以并列，却难以比出高低。从高和低的判断意义上说，文学高峰本身就带有一种不可比性，它们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代批评家大可不必做褒此抑彼的努力，屈原与李白，都属于自抒怀抱、表现自我的主观诗人，但究竟谁比谁更为“伟大”呢？孟子与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都是有名的古文大家，但究竟谁的成就更高？这些都无法说清楚，也用不着说清楚。我们只能说他们代表了他们时代的最高成就，都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果，还是法国作家雨果说得好：“在人世事物中，而且正是作为人世的事物，艺术属于一种特殊的例外，世界上一切事物之所以美，就在于能够自臻完善；一切事物都具有这种特性；生长、繁殖、增强、获取、进步、一天胜似一天，这同时既是事物的光荣，也是事物的生命。而艺术的美，却在于它无从更臻完美。一部杰作一经成立，便会永存不朽。第一位诗人成功了，也就是达到了成功的顶峰。你跟着他攀登而上，即便达到了同样的高峰，但决不会比他更高。哦，你的名字就叫但丁好了，但他的名字却叫荷马。”（雨果《论文学》129页）

由此看来，由于中国文学史体系过于庞大，内容实在太复杂，要认识和揭示那种能够涵盖一切，适应不同文体，并能支配整个古代文学发展全过程的所谓客观规律，实非易事，也许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探索和研讨过程。在目前，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尽可能客观地描写出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全貌，清理出它的发展线索，为那些有影响的作家或作品，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客观地位，说明它们的承传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贡献。——这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我们实际所达到的与这个目标之间，肯定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