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小说”：通俗外观下的生活隐喻——从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说起

长江学术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总第４ｏ期）　２０１３　Ｎｏ．４（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４０）　“工农兵小　’：通俗外观下的生活隐喻　——从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说起　董之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００）　摘要：在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中，《小二黑结婚》并不是一部“为政治服　的样板之作。那些绵密的细节描写，　作家对其讽喻色彩浓淡的把握，基层乡土社会人士对社会转型期微妙的感受，以及这感受所包含的生活隐喻，均有　别于“工农兵小说”所倡导的政治品格。而赵树理对人物焦点的细致叙述和对写实小说现代含义的深入理解，也造　成了理论界对其作品的某种政治误读。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当我们承认理论概念的系统性、连贯性和因果性，并用　这些概念来讲述现当代文学史的话，那么叙述就再也无法囊括和解释作品的多元性、差异性与增殖性。　关键词：工农兵小说视界生活隐喻　文学史叙述　今天在座的大部分同学是理工科研究生，也是　我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发言，内心　在讲赵树理作品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在座的　诸位老师同学，是否看过美国好莱坞１９６７年由迈　不免忐忑不安。我深知理工科学生对文学和小说　的兴趣不亚于人文学科，甚至不亚于中文系的在读　生。这是因为，对社会和个人命运的关注决不仅限　克・尼科尔斯导演的影片《毕业生》（编剧巴克・　亨利，由达夫汀・霍夫曼主演）？影片通过描写大　学毕业生本恩的爱情经历，体现青年人的成长，以　于人文学科，特别是当我们处在由古老的传统社会　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历史剧变过程，从集中反映这一　变局的文艺作品中寻求答案和动力，所谓“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吧。而且在知识信息迅速密集传播　的网络时代，大家阅读文学作品的广博是我难以想　象的。总之，站在这里，对于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应中科院研究生院邀请，我把自己阅读和研究　的一些心得加以整理，从中选取现代文学史上一位　颇受争议的作家及其作品，如题目所示：“从赵树　及对成年人社会的反抗。该片成为上世纪６Ｏ年代　中后期，“新好莱坞电影”的代表作。影片开始，本　恩的父母为庆祝他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本恩父亲　说他来自“Ｔｈｅ　Ｅａｓｔ”，在美国东海岸有八所世界一　流的大学，随便哪一所排名都超过北大清华或者日　本东京大学，总称ＴｈｅＥａｓｔ）筹备家庭晚会，而本恩　却对生活感到茫然，来客中鲁滨逊太太对本恩很感　兴趣，不断挑逗，开始遭到本恩拒绝，可日子很无　聊，本恩便开始与鲁滨逊太太约会，并且爱上鲁滨　逊太太的女儿伊莱恩，却遭到鲁滨逊夫妇坚决反　对，把女儿许配给别人。最终本恩和伊莱恩从教堂　正在举行的婚礼中逃跑，追寻他们自己所爱的生活。　６Ｏ年代的美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们对维　系传统社会运转的金钱地位、财富荣誉等旧秩序的　合理性发生动摇：黑人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　理《小二黑结婚》说起”，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　环节加以考察。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家讲　述的历史，了解作家讲述历史的年代，还可以看到　这一历史年代在当代的延伸。我希望通过我的这　些表述，使同学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有一些辅　助和参考的作用。　作者简介：董之林（１９５２～），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编审，博士，主要从事十七年文学　研究。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演讲稿。　５　长江学术・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反越战以及同性恋、性解放、嬉皮士文化，等等，都　体现了新一代思想观念的颠覆性和破坏性。这种　反体制文化也成为６０年代中后期美国文艺作品的　主旋律。　我们再来看看赵树理创作于上世纪４０年代初　能牵动人思绪的东西，都统统被略去了。针对现当　代文学存在的这种情况，我打算讲三个问题，一，视　角改变视界（阅读角度）；二，让小说“一寸一寸都　是活的”（写实小说的现代含义）；三；观念与规约　的尴尬（作品与理论框架的矛盾）。首先讲阅读角　期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从故事背景看，小说　创作于边区新婚姻法公布时期；故事的大体内容，　如果从揭示人性的角度加以辨析，其聚焦点恰恰与　二十多年后好莱坞的《毕业生》有些相似，即母女二　人（三仙姑与女ＪＬｄ，芹）都爱上同一个男人——村　里的年轻人小二黑，最终小二黑和小芹挣脱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的束缚，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两　部都算得上通俗文艺作品的不同点很明显，鲁滨逊　太太是上世纪６Ｏ年代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三仙姑　是上世纪４０年代土改时期的中国农村妇女，但两　部作品对社会转型期人性的诠释却有一致之处，正　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当然，　《毕业生》的编剧导演和赵树理没有任何联系，决没　有谁模仿谁的问题，而且《小二黑结婚》面世要比　《毕业生》早二十多年。由此说来，把社会转型期人　性的冲突作为现代小说的聚焦点，被称为“工农兵　文学”代表的“老赵”（这一称呼里有平易近人的意　思，也有保守、土气的意思）其实是很前卫的。　（ｄ＇－－黑结婚》是小说家赵树理的成名作，１９４２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赵树理和他的作品被誉为贯　彻毛泽东《讲话》精神，“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　服务”的典范，当时曾受到广泛宣传和推崇，即所谓　的“工农兵小说”。似乎正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　何”的老话，三十多年后，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　口号为人诟病和摈弃的时代，同一位作家及其作品　又被弃之如敝屣。这种颇具戏剧性命运的历史由　来，我后面再讲；而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今天的　中文系学生，包括一些准备从事现当代文学专业研　究的人，只知道这部“为政治服务”小说的大致梗　概，能应付考试的填空题即可。至于小说中那些绵　密的细节描写，作家对其讽喻色彩浓淡的把握，基　层乡土社会人士对社会转型期微妙的感受，以及这　感受所包含的生活隐喻，也就是小说中原有的特别　６　度问题。　一、视角改变视界　同一部文艺作品，观看和阅读的角度不同，我　们看到的也会有所不同，即视角改变视界。因此，　如果只读一部小说的内容简介，它与小说实际所包　含的内容，往往很不相称，（ｄ，－－黑结婚》就是这样　的例子。我这里引一段话，这是目前网上对这部小　说的概括：“作品通过边区农村青年农民小二黑和　小芹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描写了农村中新生的进　步力量同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及封建反动势力之　间的尖锐斗争，以主人公在新政权的支持下突破阻　碍获得幸福婚烟显示出民主政权的力量和新思想　的胜利。”这段通行的介绍文字，显然把小二黑和小　芹作为故事主人公，把他们的爱情故事作为作品焦　点，这样的阅读角度，也符合长期以来，对作品评价　中，要突出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的标准。不过问题　也由此而产生，不仅小二黑和小芹都算不上英雄人　物，也不是有一定“重量”级别的正面人物，而且把　他们作为小说中心，这种介绍似乎疏漏了什么。或　者换一种说法，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放在当时其他　表现婚姻自主的小说上面也可以，即概括的针对性　不强。原因在于，它忽略了故事真正的人物焦点——　三仙姑，也就是小说使读者感觉特别有趣的部分。　人物焦点是小说结构和逻辑关系的枢纽。对此，　现代文学史专家唐驶先生有比较详尽的解释。上世　纪５０年代，唐驶关于小说“人物描写的焦点”说：　一篇小说所描写的许多人物中，我以为　弄清楚焦点所在，不仅对人物创造有好处，便　是对理解这篇作品，也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三国演义＞＞写刘备三顾茅庐。头两次没有碰　上诸葛亮，却遇见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石广　元，孟公威、诸葛亮的兄弟诸葛均、丈人黄承　董之林：“工农兵小说　：通俗外观下的生活隐喻　彦。这些都是独立的形象，却又或多或少地　活的关键人物。“三仙姑”这个称谓就耐人寻味，　反映了诸葛亮性格的某一点，或者某一方面，　小说表面上是在描写他们，实际上却是通过　他们——丈人、兄弟和朋友，使人物的正面光　彩集中到一个焦点上，隐约地画出了这位尚　未出场的卧龙岗上高士的风貌。所以在初顾　这个称谓是小说中人物的绰号，实际上，我们并不　知道这个人物姓甚名谁，就像过去时代，妇女是没　有社会地位的，即使土改后的农村，妇女婚后还是　随丈夫的称谓，被叫做谁谁谁“屋里的”，谁谁谁“做　饭的”，她们的真名实姓并不为人所知。但三仙姑　不是一般人，和多数农村妇女比起来，三仙姑活得　和二顾中，尽管诸葛亮没有露脸，主角是那位　求贤若渴的刘备，然而作为人物的焦点，却已　经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透过崔州平、黄成彦等　的形象，．Ｋ４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想象中的诸　葛亮，刘备急于想见他，读者也和刘备一样急　于想见他，诸葛亮这个人物便产生了吸引力，　成为牵动全局的焦点。（唐锼：《人物描写上的　焦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　集》，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７８页。）　唐驶把能牵动全局的人物作为焦点，并且认　为，赵树理是善于运用这种手法的小说家。上面的　那段话，是唐驶针对短篇小说《“锻炼锻炼”》评价　中存在问题所说的。１９５８年赵树理的这部作品发　表后，有人说“小腿疼”这个人物写得好；有人说“吃　不饱”这个人物写得好；还有人说杨小四写得好，　不足之处在于他“强迫命令”，“捉弄压服”。于是　对小说的评判和讨论“终于集中在工作方法上，成　为对‘争先社’干部提意见了”。针对这些意见，唐　说，“小腿疼”、“吃不饱”和杨小四，“固然都统一　于各人自己的性格，”但“另一方面”，这些人物种　种行动的产生，又集中在一个焦点——这就是口口　声声叫杨小四和热情的年轻人“锻炼锻炼”的社主　任王聚海的身上。正是他遇事“和事不表理”、“八　面圆”的性格，成为“促使小说里许多人物行动的　焦点”。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唐驶先生不为　流行趋势所动摇，不把小说叙述的关键点固定在英　雄或模范人物身上，而从小说艺术肌理中寻找答　案，开阔了文学批评和艺术鉴赏的空间。　正如唐驶说“赵树理善于运用这种手法”，即运　用小说“人物的焦点”，在１９４３年的《小二黑结婚》　中，赵树理已运用了这种手法。小说中“三仙姑”　是在乡土社会发生转变中，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生　很另类，很“出彩”。关于“三仙姑的来历”，作品有　详尽的描写：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时三　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　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　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　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只留下新　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青Ｌ４１＂ｌ感觉着新媳妇　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做伴，不几　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　于福他爹看见不像个样子，有一天发了　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挡住了，新媳妇　却跟他闹起来。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　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　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邻家有个老婆　替她请了一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　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　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　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　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三仙姑年轻时婚姻不随心，　于是她以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抗，使她得以与婚姻以　外的异性交往。然而三十多年后，新婚姻法颁布，　废除包办婚姻，取缔童养媳，允许年轻人婚姻自主　了，她却已经无力改变自己的婚姻。原因首先是当　年的那些“老相好们”都不来了，小说写道：“当时　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了胡子，家里都是子媳成　群”；更主要的原因是她老了，已经再不是当年“前　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她人老心不老，看中了　年轻的小二黑，但小二黑看中的却是她女ＪＬｄ，芹。　于是她想“包办”女儿的婚姻，借此独占小二黑。村　７　长江学术・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里的坏干部金旺打小芹的主意，之所以有机可乘，　与三仙姑横亘在小二黑和女ＪＬｄ，芹中间有密切的　关系。小说写道：　听说小芹和小二黑相好，三仙姑却着了　急。她跟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　三仙姑爱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　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像鲜果，可惜　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　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名　声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开罢斗　争会以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　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　黑说几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　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　由于三仙姑这个人物形成小说叙述的焦点，才　有后续的“金旺拿双”（捉奸），区长断案，ｄ，－黑和　小芹喜结良缘，最终两位“神仙”（小二黑父亲二诸　葛和小芹母亲三仙姑）的转变。　小说是反对包办婚姻的，这样的作品古已有　之，从题材来看不算新鲜。但由于小说家是贴着基　层乡土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写，“正因写实，转　成新鲜”。作为封建势力或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三　仙姑和二诸葛并不是金旺兄弟那样的坏人，而是小　芹和小二黑的亲生父母。比如三仙姑：自己受旧式　婚姻的伤害，几经磨难，“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反　过来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套来干涉女儿　的婚事，成为旧传统一部分。三仙姑既是受害者，　又是害人者，小说对人物两面性的描写，揭示出无　论反传统还是遵循传统，在冠冕堂皇的一套说辞的　骨子里，隐藏着人性中阴暗的占有欲和控制欲，为　此，成年人不惜葬送子女、青年们的婚姻幸福。与　此同时，小说把实行新婚姻法这一巨大的时代和政　治的社会变迁，通过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生动而逼　真地表现出来，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作为人物分野　的公式化、概念化写作巢臼，也摆脱了像《孔雀东南　飞》中刘兰芝与恶婆婆的善恶两极化的故事套路，　因此有效地避免了小说宣教化和道德化倾向。正　如三仙姑和二诸葛既不是所谓“阶级敌人”，也不是　８　横行乡里的“坏人”，而是赵树理家乡，就像他的父　母那样的普通人（赵树理曾表示，二诸葛身上有他　父亲的影子），对他们的描写，小说家辛辣的讽刺中　总是带有深深的同情，甚至是一种无奈。在新的社　会潮流面前，无论三仙姑还是二诸葛，他们都无法　操持旧业——下神儿治病、看风水、算命相；想要延　续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然无路可走。这一点在三仙　姑转变的描写中体现得非常充分，也没有任何说教：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三仙姑）引到区　长房子里，她爬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　爷，你可要给我作主！”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　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　还以为是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轻媳　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吗？为什么　不找保人？”三仙姑莫名其妙，抬头看了看区　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　道是认错人了……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面一宣　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岁，擦着粉，　穿着花鞋。临近的女人都跑来看，挤了半院，　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　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　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　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　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　一伙女人　们哈哈大笑。……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　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　打．　，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　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　的故事，这　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后来区长给她讲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和小　二黑结婚完全合法。三仙姑在“羞愧之下，一一答　应了下来”。三仙姑认错，法律和婚姻自主的道理　是一方面，但还有另一层原因，在区长院子里，听众　人议论，她对自己的穿着打扮也感到很难为情。原　来她对这一点并不自知，以为青年们常到她家来是　迷恋她、而不是为了小芹，却忘记那是三十年前的　事。时光不饶人，这回成为众人笑柄，使她终于明　董之林：“工农兵小说”：通俗外观下的生活隐喻　白，与女ＪＬｄ，芹争夺小二黑是争不过了。从围观人　的议论便可以想见，像小二黑这样的青年怎么会喜　海，以“卖文”为生③。１９４３年，张爱玲的小说《金锁　记》在《万象》发表，她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　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④。尽管赵、张二人所　描写人物、事件十分不同，但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　欢一个打扮怪异的“老太婆”呢？一个过气的人物，　却长期生活在年轻时无限风光的幻影里，就像她　“擦着粉”衰老的脸和脚上的“花鞋”，既不合时宜，　又令人可叹可悲。　和统摄力却无所不在，他们的作品都鲜明地表现了　贴近世俗的小说方式，并在抗战形势下，在抗战与　传统的相关逻辑中，展现出各自独有的艺术才华。　二、让小说“一寸寸都是活的”　下面讲讲写实小说的现代含义。经过大半个　世纪以来的革命历史叙事，“工农兵小说”已然成　为对现代文学史的“断裂”，而不是现代文学史的　因此，当赵树理的小说开始被看作缺乏明确的革命　主题，是专搞“噱头”的“低级通俗故事”，被根据地　左翼文化人排斥的时候，张爱玲阐述自己小说观念　的话，似乎可以看作是回护赵树理小说的某种理由：　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以为，　文学的主题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　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文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势在　必然、顺理成章的一种结果。这种“断裂”的观点　实际上迎合了上世纪７０年代一种极端化的结论：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一片空白”。而这种　“断裂”论，不仅否定了赵树理，否定了“工农兵小　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　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　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　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　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　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⑨　说”，更主要的问题是把一部寓意丰瞻的中国现代　文学史简单、片面化了。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小二黑结婚》这样　的“工农兵小说”的性质，在强调写实主义的现代　文学潮流中，究竟居于怎样的位置。　并非完全巧合，１９４３年ｌ０月，赵树理的《小二　黑结婚》和张爱玲的《金锁记》几乎在延安和上海　两地同时出版。这是两位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观念　她接着对托尔斯泰的《复活》与《战争与和平》　加以比较，发现“《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　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　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　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　完全不同，个人处境也完全不同的作家。当时赵树　理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调查研究室干部，在山西　辽县（即左权县）调查审理“一桩村干部迫害自由　恋爱的青年男女，并将男青年打死的事件”，根据　调查材料写成《小二黑结婚》∞。小说出版后，“立　即在广大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次年二月再版，短　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　他所能取得的”。　张爱玲和赵树理都强调小说要有故事，他们的　“故事”与观念或“主题”先行的小说结构明显不同。　观念先行的文学，就像旧小说善恶因缘一类的套　路，难让读者“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新的启示，　使那作品成为永生”。而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　的地方，就是“让故事自身去说明”，这比“拟定了　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因为那些“一寸寸都是活　时间内行销达三四万册，盛况空前。同时，许多农　村剧团将其改编为戏曲，成为抗战时期根据地最流　行的戏曲剧目之一”②。张爱玲则刚从香港回到上　①②《赵树理年谱》，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汇编（乙种）・赵树理研究资料》，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　５７８页。　③于青：《张爱玲传略》，《张爱玲文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４２页。　④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三卷），第４２２页。　⑤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三卷），第１７５页。　９　长江学术・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的”生活故事，才浸透了现代作家“我思故我在”，　强调个体经验和个人感受的“现实主义”题旨①。　在这里，我想稍微脱开对作家作品的具体分　考察者至少在观念上应该不为旧时的假想和传统　的信念的本体影响”。因此，现代欧洲小说呈现出　与传统对圣经故事的演绎或出于某种先在的小说　模式（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小说套路）不同，　其根本差异在于个人生活与文学之间建立一种独　特的一致性。“我思故我在”，小说对真、对现实的　追求，“被想象成为完全是个人的事”，是个人日常　生活经验的故事。虽然我们很难就小说的具体描　写进行过于专门化的区分，绝对地区分哪部作品是　析，谈一点中外文学家在研究１８世纪中西方不同　文学作品所得出的有关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　一些不约而同的见解和结论，说明现代文学观念在　不同社会环境的发生和繁衍，使大家对写实小说的　思想文化背景有一些必要的了解和认识。　上世纪５０年代，伊恩・瓦特研究１８世纪早期　英国小说的著作《小说的兴起》在英美出版，在对菲　尔丁、笛福和理查逊小说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现实主义，哪部不是，但这一现代思潮使小说带有　其总体特征。建立于现代基础上的哲学现实主义　“从逻辑上说，这是独立于过去的思潮传统之外的，　实际上，正唯与过去的传统相背离，才更有可能获　得真理”。因此，它肯定、鼓励文学在认定个体经验　基础上构造独立想象的空间（伊恩・瓦特《小说的　兴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５页）。　阐释当时小说与以往文学不同的特性，与现代社会　特点之间的“持久的联系”。　瓦特认为，基于ｌ８世纪初期小说状态提出的　“现实主义”，具有限定性的内涵，以区别那种把“现　实主义”作为“理想主义”反义词的“法国现实主义　的敌人的主张”。在那种观点看来，“现实主义”作　为“理想主义”的反义词，其作品与早期“描写下等　生活的虚构故事一脉相承”，像菲尔丁、笛福和理查　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具体展开伊恩・瓦特对　英国１８世纪小说家笛福、理查逊、菲尔丁作品的分　析，但这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探讨一下这个问　题。也是在２０世纪现代潮流影响下，中国现代文　学家也曾针对１８世纪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过类似的　分析。比如，小说家能否从世俗中觅得人生趣味，　由此生发新意，使小说从历史陈规中脱颖而出？对　逊的英国小说，连同法国伏尔泰等人的作品，不外　是“这种传统的登峰造极”。这种“现实主义”小说　的描写对象都是些“窃贼”、“伪善者”和“私通者”　等社会下层人卑微身世的故事。瓦特针对以上对　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曲解，深刻地指出：“文学作品　此，鲁迅在１９２０年对中国小说史研究中有重要发　现。他从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传奇，宋话本，明　小说两大主潮，一路演化至１８世纪清代的“人情小　与其模仿的现实之间一致性的问题，究其实质，这　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文学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来源于哲学上的现　实主义，即“个人通过知觉可以发现真理的见解”。　说”，鲁迅说《红楼梦》：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　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哲学概念，促使现代文学或　小说在总体性方向上，由于对一般概念的抵制，或　甚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　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　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④　者至少是主观上想要抵制，而使自身与古典的传　统、中世纪的传统极其明确地区分开来。通过追溯　笛卡尔和洛克的哲学观点，伊恩得出结论：“哲学上　的现实主义的总体特征是批判性的、革新的，它的　方法是由个体考察对经验的详细情况予以研究，而　至于说到《红楼梦　的价值，可是在中国　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重点在敢于　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　①参见伊恩・Ｐ・瓦特《小说的兴起》第一章：现实主义和小说形式。《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２　年版。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　１０　董之林：“工农兵小说”：通俗外观下的生活隐喻　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　选择却多有异曲同工之处。张爱玲和赵树理都认　为小说必须有故事。所谓“故事”，与以某种理论　观念结构小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不在于作者　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　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　是不是读过或读过多少理论书籍，有没有或有多少　理论修养？有没有对于世界和事物的整体看法或　哲学观念？而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差异。在张爱玲　和赵树理那里，故事是对人生兴味的采撷。说它比　理论超前，是因为理论还来不及总结；说它比理论　滞后，是因为缺乏一种理论的先导。总之，故事与　的事。①　在鲁迅看来，《红楼梦》完全摆脱才子佳人小说　“旧套”，而续接明代《金瓶梅》表现“世情”的一脉：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　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　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　无以上之”。时人只当是“淫书”，鲁迅对此不以为　然，说“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摺绅，不惟交通权贵，　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　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②。至于“世情”的　文学表现，“主意在述市井间事”，即贴着当时日常　生活：市井间相互交际、流言蜚语，家务上叔伯斗　理论擦肩而过，理论观念在小说中留下种种痕迹，　使故事不是漫无边际，而向某个聚光点聚合，但聚　光的边界却完全是模糊含混的，不像被那种观念或　理论剪裁、过滤了似的。比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虽然写抗战时期的生活，但与战争动员的理论却有　不小的距离。对此，她这样认为：“从腐旧家庭里　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　法、姑嫂勃骆……这在《金瓶梅》是写西门庆“一家　的事迹”；在《红楼梦》又是写钟鸣鼎食之家，即大　家族的日常生活。所谓“写实”，并不是作品与作　者身世可以一一对应。故事和小说是虚构的，但小　说对于“市井”风情的再现，作者对世情“极洞达”　的观察与合乎情理的描写，才是“写实”真正的含　义。鲁迅认为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于此不顾而　“欲别求深义”，也就无法得到古典小说“转成新鲜”　的真谛。换句话说，《金瓶梅》能“著此一家，即骂　为革命女性”；战事也影响了范柳原，“使他转向了　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结婚的结局“虽然多少　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　此”。又比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和三　仙姑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地痞流氓，用“阶级　斗争”、“翻身农民”的观念来衡量，他们都上不了　线。但他们分别从“不宜栽种”、“米烂了”的“神　仙”，成为了儿女亲家，甚至三仙姑也打扮得像个　“长辈人”。这些看似“进步”的举止，其实也是人　生的不得已，他们要在社会急剧变动中生存下来便　只能如此。或者这也是一种“就事论事”，因为他　们不是非凡的超人，而是世俗中多数，是不得不跟　上时代而随波逐流的人。这是张、赵二人暗含在各　尽诸色”；《红楼梦》“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小说的　哲思是作家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描写中生发出　来，而不是由外部理念强加给小说的。　中外文学学者对１８世纪小说研究的成果说　明，写实小说受到现代哲学思想深刻的影响，成为　自作品中，对现代社会难以逆转趋势的一种人性隐　喻或一种来自文学的对社会生活的诠释。　这一写作流派深刻的哲学根基。通过作家对个体　日常生活经验的肯定，使小说独立于过去的思潮传　统之外，因为现实主义哲学把“传统的思想和想法　都打破了”，并提出新的小说构想。　因此，虽然赵树理和张爱玲是两位政治立场和　三、观念与规约的尴尬　正如我这次演讲的标题所示，“工农兵小说”是　打了引号的，对上世纪４０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意识形态观念完全不同的作家，但是在文学方面的　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至８０年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　长江学术・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代初期的一批小说采取这样的称呼，主要出于一种　约定俗成的说法，为了方便起见。但实际上，我做　这样的标记，更主要的目的是想说明，建构某一称　作家”①。杨献珍回忆《（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时　说，１９４２年他调赵树理到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工作，　第二年七月，赵树理下乡回来交给他一篇小说，这　就是《小二黑结婚》，并由彭德怀交太行新华书店付　印。“当稿交到太行新华书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　音信。这时的太行区文化界思想仍然有些混乱，也　谓的文学理论构想，与作品实际之间的差距是难以　对应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所谓“工农兵小说”即　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因此我认为，当冷战帷幕徐徐　落下，冷战时期的种种思维模式也越来越受到深刻　质疑，文学史的叙述线索也面临一场巨大的变革。　如果关注点只在理论和思潮上，不仅作家的自我宣　称与作品实际往往并不一致，这样一种常识被忽　略；而且这一时期的文学也与歌德杰出的论点恰好　相反。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惟有生命之树常青。　不论人们出于何种动机，一部文学史如果仅强调观　还存在着一种宗派主义倾向……有些自命为‘新　派’的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艺看不上眼”。小说　迟迟不能出版，杨献珍只好再去找彭德怀，“向他说　明情况”。这一次，彭德怀写下“像这样从群众调查　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话，并“亲自　交给了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由他转交太行　新华书店，小说才得以出版”。《小二黑结婚》“十　月份出版后，受到太行区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仅　在太行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许多村子的群众　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白唱，　可见群众之喜爱了”。与赵树理小说在基层受欢迎　的景象相比，知识界冷清多了：“仍然有些知识分子　对《小二黑结婚》摇头，冷嘲热讽，认为那不过是‘低　级的通俗故事’而已”，甚至说：“这是海派”②。　由于彭德怀、杨献珍和北方局领导出面干预，　赵树理小说出版后又受到“太行区的广大群众热烈　念与规约的作用，变成对某一时期思想观念或思潮　运动的评判，那么文学作品本身折射出人性的“生　命之树”却不见了踪影。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关于科学革命说到，一种理　论观念的产生，是对于过去事物的总结，而无法成　为对未来的指令或规约。领导者讲话与赵树理小　说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这里首先让我们回顾一　些历史材料，以说明当年把赵树理小说作为“文艺　方向”，这一方向的标准与作品自身之间存在着不　小的距离。　欢迎”，形势有所扭转。但在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　界当中，则是到了延安整风以后，在学习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③以后，至１９４６年左右，　肯定的意见才越来越多，《华北文化》、《文汇报》、　《解放日报》、《北方杂志》、《群众》、《文萃》、《人民　日报》等报纸期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盛赞赵树理　小说。　实际上，赵树理的大众化写作实践发生在毛泽　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１９３３年赵树　理写小说《蟠龙峪》，就在揭示农村封建势力的问　题，并采取与当时“文坛”不大一致、大众通俗化的　表现方式。《讲话》第一次公开发表在１９４３年１０　月的《解放日报》，《小二黑结婚》也发表于同年，但　发表其时并不是众口一词地受到好评。当时解放　区的“革命文化人”并不怎么欣赏赵树理这位“农民　既然说到左翼文化人，还要说一点，上世纪３Ｏ　年代的文坛，左翼文学理论在文坛形成一种普遍倾　①１９４７年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土地改革会议。赵树理同志以文艺界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在此期间，《人民日　报》发表新闻，称他为“农民作家”。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汾水》１９８０年１月号。　②杨献珍：《（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分别是在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和５月２３日（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　年７月版），据“赵树理年谱”记载：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央总军委于二十日发出通知，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为整风必读文件。”（见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资料汇编（乙种）赵树理研究资料》，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９月版）。也就是说，对《讲话》大范围的普遍学习应该是在　１９４３年以后。（笔者）　１２　董之林：“工农兵小说”：通俗外观下的生活隐喻　向，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学习苏俄　究而尚嫌空泛，那么，他在１９５２年发表的《社会主　以及西方文学经验，使一种革命化的现代小说观念　逐渐成型。当这一时期的左翼文化人投奔解放区，　投奔延安后，他们的政治追求连同艺术旨趣，直接　影响延安以至１９４９年以后人们对文学的接受与评　断。４０年代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大众化”文艺　运动，对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文化和文艺思想却芜　杂多元的文化人来说，显然是一种思想整合。但运　动就像“水过地皮湿”，很难说收到“心悦诚服”的效　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对这　一“规定”所做的具体阐释，便与赵树理的作品真的　是分道扬镳了。周扬概括总结为这样两点：　（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要求作家在现实的　革命的发展中真实地去表现现实。“因此当我们评　论一篇作品思想性的时候，主要就是看它是否揭露　了社会阶级的矛盾”，并在揭露中看清现实发展的　主导倾向。　果。赵树理在解放区闻名，其中有政治干预，而且　结果在当时看还不错：书出版了，小说改编的戏剧　也到处上演。但这种一风吹的现象掩盖了一种致　命的忽略，即对作品本身切实的研究，却在《讲话》　的“收获”和整风运动的“影响”等宏论下“开小差”　（２）通过描写积极向上、正面的“新的人物”，　“真正做到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他认为作　家，“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如何描写生活中新的　和旧的力量的矛盾和斗争，学习如何创造体现了共　产主义高尚道德和品质的新的人物的性格”④。　延安时期，周扬曾把赵树理小说作为《讲话》指　引的“工农兵文学”方向，但如果我们把上述标准与　作品加以对照，就会发现无论４０年代赵树理的《小　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还是　了。尽管事实是“《讲话》传到太行山根据地以后，　他（赵树理）读了非常兴奋，他认为毛主席批准了他　的主张”①。尽管文学史家说明赵树理等作家的大　众化写作发生在《讲话》之前，“在解放区的确已经　准备好了迎接毛主席文艺方向的条件”②，但作品都　被《讲话》和整风运动的“成果”之类的说法一笔带　过，更不要说去关注和研究小说与理论诠释之间存　在的巨大裂痕。　１９４９年７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扬主　后来的《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等，用　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都达不到深刻揭露“社会的阶　级矛盾”的规定，即使正面人物，也与“体现共产主　义高尚道德和品质的新的人物的性格”这种规约相　距甚远。实际上，周扬的说法主要遵循的是苏联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而当时的社会政治环　境中，也到处都在讲“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因此，尽管１９５３年赵树理的小说被提名到苏联参　加斯大林文学奖评奖，但很快就被苏联专家否定，　获奖作品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二等奖），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三等奖），而赵树理的作品，　虽然在国内受到过推崇，特别是很早就受到边区群　管文化宣传部门，作为《讲话》权威阐释者，他在中　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把１９４２年《讲　话》以来的解放区文艺作为一个“伟大的开始”，将　其概括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并且明确地指出：通　过“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　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　确”，从而指出《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　向”，并且“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　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③。这样的论断近于一种　表态，这个“规定”也由于缺乏对作品实事求是的研　众的喜爱，却没有获得任何奖项。毋庸讳言，出于　赵树理个人的政治立场，他拥护周扬讲话中的标　准，但他的作品实际上却达不到这个标准，或不大　①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汾水》１９８０年１月号。　②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第三编第十一章抗战文艺的动向，新文艺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１６页。　③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１９５０年版。　④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本文为苏联文学杂志《旗帜》所写，载《旗帜》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号。　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１日《人民日报》转载。　１３　长江学术・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符合这个标准。这是赵树理的苦恼，也是当年许多　“工农兵小说”的尴尬。赵树理是其中特别生动的　例子。在他的作品里，你很难找到整齐划一的阶级　分野，找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物故事，更不要说　那些“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根本就不存　在。他笔下那些有着惟妙惟肖绰号的小人物，比如　要原因。一旦我们的视野跳出这样一些观念形成　的系统模式，用唐瞍先生的话说，就是小说的叙述　“焦点”变了，也许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就会变　成另一番景象：系统模式在时间与空间范围依然存　在，但自身却被分解得支离破碎。所谓“支离破碎”　并不意味着“打倒”，更不是被“消灭”，与长期形成　的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不同，这里所指的是在　“常有理”、“惹不起”、“小腿疼”、“吃不饱”，一眼看上　去，就与上述的评价标准或文学规定风马牛不相及。　这还不仅仅是小说家的苦恼，如果用这样评价　标准来梳理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和文学史，我们就会　发现，无论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　那些碎片周围，叙述者重新组织起大量过去无从归　属的游离物，或者说，它们本属于在当时的社会语　境下，一些比较含混、灰色的范畴。在这里，一加一　不等于二，或一加一大于二。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这样的理　论构想和文学观念在历史上都确曾发生过，并一度　成为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主导和主流倾向。然而，当　我今天从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说起，并不是让　大家都去看这部小说，或者让大家都喜欢赵树理的　作品，我主要是想借此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　摆脱一些观念的束缚，了解阅读中被人为设置的一　些阻力；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应付填空和考试，而是　我们承认这些概念，承认它们自身的系统性、连贯　性和因果性，并用这些概念来讲述我们的现当代文　学史，叙述随即出现问题，即它无法囊括和解释其　中掩盖和压抑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因此，　假定我们对那些曾经处于主流的文学观念加以辨　析，考察它们产生的原因及其结论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的范围，那么，它们便是对以往文学潮流或文学　现象的一种“总结”，而不能成为指导后来文学创作　的“样板”与规约。否则，我们就会把不符合这一标　准的作品和作品中的有关表现剔除出文学史。这　也是如今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使学生不感兴趣的重　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真正引发了我们阅读的　兴趣。如果那样的话，将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有　助于培养我们的文学修养和欣赏水平。毕竟，那些　历史名篇中保留着中国社会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　形象的过去，它们帮助我们了解现实的底蕴，并预　示我们可能的未来。　谢谢大家。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１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演讲　‘％Ｖｏｒｋｅｒ－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ｏｌｄｉｅｒ　Ｎｏｖｅｌ＇’：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Ｚｈａｏ　Ｓｈｕｌｉ’Ｓ　４＇－黑结婚　Ｄｏｎｇ　Ｚｈｉｌ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ｍ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Ｓｈｕｌ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ｈ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Ｙｏｕｎｇ　Ｂｌａｃｋｙ　ｉｓ　ｎｏｔ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ｏｒ“ｓｅｒｖ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ｗｏｒｋｅｒ－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ｏｌｄｉｅｒ　ｎｏｖｅｌ’’：ｍｅｔｉｃｕｌｏｕｓ　ｄｅｔａｉ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ｕｓｅ　ｏｆｉｒｏｎｙ，ｄｅｌｉｃａｔ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ｅｌ—　ｉｎｇｓ．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Ｚｈａｏ　Ｓｈｕｌｉ’Ｓ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ｇｕｒｅｓ　ｆａｎｄ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　ｍｏｄｅｍ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ａｌ—　ｉｓｔｉｃ　ｎｏｖｅｌ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ｏｎｃｅ　ｗｅ　ａｄｍｉ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ｃｎｅｓ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ｓｅ　ｈｅｓｔ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ｈｅ　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ｕ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ｕｓｔ　ｆａｉｌ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ｅ　ｈｅ　ｔ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ｄｉｖｅｒｓｉｙ　ｔａｎｄ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ｗｏｒｋ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ｋｅｒ－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ｏｌｄｉｅｒ　ｎｏｖｅｌ；ｈｏｒｉｚｏｎ；ｌｉｆ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责任编辑：方长安　１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