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卷第1期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uohe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Vo1.10 No.1 Jan.2011 2011年1月 doi:10.3969/j.issn.1671-7864.2011.01.021 浅论《琵琶记》的主题思想 刘爱丽 (开封教育学院中文系,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高明的《琵琶记》是在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改编后的《琵琶记》在主题思想上有 了很大的突破,把蔡伯喈的背亲弃妇变为全忠全孝,从而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宣扬,把对蔡伯喈个人的道德批 判,升华为对封建制度的针砭,扩大了这一故事题材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高明;三纲五常;主题思想 中图分类号:[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864(2011)0l-0050-02 毒・ ・ ・ ・夺・夺・夺・孛・夺・夺・ ・牵・夺・专・专・ ・夺・夺・ ・夺・夺・ ・÷・孛・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夺 高明的《琵琶记》是元代末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剧作之 它凭借着其高超的思想文学性和不凡的艺术成就享有 “南戏之祖”的美称。《琵琶记》是在《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 上加工创作而成的,它遵循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 创作原则,表现出了悲欢离合的一波三折的戏剧内容,成为中 国戏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琵琶记》能够经久不衰的 一,会的‘百科全书’的特征” 。主人公蔡伯喈和赵五娘把自己 的价值取向、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用“孝道”这种伦理思想来 进行衡量,但他们在实践中却遭遇了两难的境地,理想中的 “孝道”和现实发生了矛盾冲突,这一冲突实际上就是贯穿全 剧的伦理纲常的矛盾冲突,也就是“三纲”“五常”的冲突。 “三纲”的提出是封建等级制和封建集权主义 的产物。在孑L、孟时代并没有“三纲”的提法,在传统的儒学 中,对君臣、父子、夫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存在绝对主宰权 利和绝对服从义务的“三纲”思想。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将“三 纲五常”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准则与规范,他对君臣、父子、夫 妇三者关系进行了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 原因是它有着深厚的思想底蕴。 高明创作的《琵琶记》题材内容来源于南戏《赵贞女蔡二 郎》,高明把《赵贞女蔡=郎》中的蔡伯喈从一一个“背亲弃妇” 的反面人物变成了一个全忠全孝的正面角色。改编后的《琵 琶记》在主题思想和意义上有了突破和发展。高明出生在书 香世家,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是一位有着强烈人世之心 和浓厚封建思想的文人。面对元末封建伦理道德的崩溃和政 治的,他试图用儒家的伦理纲常来净化世风,他对《赵贞 女蔡二郎》的故事进行了再创作,把蔡伯喈的背亲弃妇变为 全忠全孝,从而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宣扬,体现了他救世劝 俗以及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意图。《琵琶记》便是高明这一 创作意愿的真实反映,他希望借助“高台教化”来达到“厚人 伦,美风化”的日的。《琵琶记》的再创作描写了蔡伯喈踏实 本分以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到屈从父亲企图,再到重婚牛 府,最后在牛小姐的帮助下和发妻相认,实现了作者维护封建 道德的创作意愿。第一出“副末开场”明确提出“不关风化 体,纵好也枉然”,“只看子孝与妻贤”的创作宗旨,他试图通 过宣扬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以此达到进行封建教化的目的。 高明正是借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道德来赞颂忠孝 节义,维护封建礼教。最后以大团圆作为结局,反映出了“一 门旌表”,“子孝妻贤”的美好理想意愿,宣扬了有孝有义定能 有好报,对民众有着一定的教化功能。 《琵琶记》表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普通家庭的孝 道伦常故事,但作者将这一故事深深地楔入到作为儒家传统 伦理纲常的准则及规范制约下的社会生活中来展现人物的性 格与命运,从而使我们看到“《琵琶记》具有中国传统伦理社 收稿日期:2010—12—24 道”,“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 阳” 。并指出“王道三纲,可求于天” ,即“三纲”之间 的关系是按“天”的意志安排确定,是不可更改的,否则,就是 有违天意的。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宗,他提出“三纲”的理论来 定位君臣、父子、夫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适应了日益强化的 集权的封建主义统治的需要。所以,有学者指出: “三纲,不属于儒家的根本属性,它始终是属于君权范围 的东西。’’ “五常”属于儒家固有的产物,它的主要含义来源于孔 孟。其内涵包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 系时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规范。 “五常”理论的核心是“仁”。在孔子的伦理思想观念中, “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标准,他明确指出“仁”的基本内容就 是“爱人”,l5l1 孟子也强调仁、义、礼、智为四个最根本的道 德准则,孟子说:“仁也者,人也。” 他认为“仁”是调整人 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董仲舒也是以“仁”作为“五常”的核 心,但他又提出“仁”和“义”是有区别的,“仁”是用来对人 的,“义”是用来对己的。他说:“故日仁者爱人,不在爱我,此 其法也……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义与仁殊, 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 把己与人对立起来,就是要使“仁义”成为一种屈从于封建制 ……作者简介:刘爱丽(1980一),女,河南兰考县人,开封教育学院中文系教师,古典文献学硕士。 第1期 刘爱丽:浅论《琵琶is)的主题思想 51 度的伦理道德。而这种使“五常”屈从于“三纲”所产生的直 接结果就是为符合“三纲”的伦理准则而放弃“五常”的道德 规范。 儒学发展到宋元时代,更加强调三纲五常在伦理思想中 的中心地位,这也是为了适应当时加强集权的需要。元 代是中国戏曲的鼎盛时期,也是戏曲文学观念趋向成熟的时 代。中国儒学文化传统素来强调文艺的教化功能,在理学思 想影响下,文以载道的观念得到明确的倡导,元杂剧“皆可以 厚人伦,美风化”,表现了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伦理道德 内容。面对元末社会的以及封建伦理道德所受到的破 高明在《琵琶记》中将“题目”定为:“极富极贵牛丞相,施 仁施义的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高明希 望通过他们所体现的道德,来颂扬忠孝节义,来维护封建礼教。 作品以“三不从”为情节主线,所谓“三不从”是指“辞试不从”、 “辞婚不从”、“辞官不从”。辞试不从,表现了蔡伯喈无意谋取 功名利禄,只求侍奉双亲,苦守清贫,但终因父命难违只有赴 试,考中状元;辞官不从,表明蔡伯喈对父母一心行孝道,无心 追逐功名,但终因皇帝不准,只好继续做官;辞婚不从,歌颂了 蔡伯喈不忘发妻,但终因牛相强逼,不得已入赘相府。“三不 从”情节直接造成了蔡伯喈不能终养父母以及背亲弃妇的事 坏,作者希望通过恢复纲纪来达到社会的安定。《琵琶记》的 再创作正表现了作者希望从儒家经典原始本义来达到追求完 善伦理道德的目的。宋元理学用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着 人们的道德实践,同时它还强化了等级差别之问不可凌犯的 绝对的服从关系。 《琵琶记》全剧以孝道为出发点,描绘了一幅充满伦理之 乐的生活画面。“蔡公逼试”(第四出)父子两人为是否赴试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是全剧戏剧冲突的第一个波澜。蔡伯 喈要参加科举求取功名富贵,但因家中有白发双亲,再加上新 娶妻房方才两月,因此,他决心在家尽心奉侍;但他的父亲却 指责他舍不得离家,逼他应试,按照封建伦理纲常中的“父为 子纲”,蔡伯喈作为人子难以违背父亲的意愿。然而蔡伯喈却 因为屈从“父为子纲”而最终导致了“孝道”的落空,这充分暴 露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内在矛盾。蔡婆尽管反对蔡公逼试,“夫 为妻纲”最后还要听从蔡公的意见。蔡伯喈赴试高中,被选议 郎,又被当朝宰相牛丞相看中,要招他为婿,虽然他也当面向牛 丞相提出辞婚的要求,但终因皇上“尔当恪守乃职,勿有古辞, 其所议婚姻事,可曲从相府之请,以成桃天之化。”(第十六出) 的宗旨,蔡伯喈最终只好屈从了“君为臣纲”的“三纲”的制约。 行孝尽忠是封建士大夫的基本的伦理纲常规范,而蔡伯喈正是 因为屈从伦理纲常中的“君为臣纲”,而最终导致了无法实现 尽孝道的意愿,作为伦理纲常准则的“三纲”对“五常”伦理道 德规范与行为的制约与阻挠。蔡伯喈希望通过终养父母来实 践他的孝道伦理,但这种梦想终因伦常内在的矛盾而消解。在 “三不从”情节中伦理纲常之间的内在矛盾得到了更深层次的 揭露,而我们也对封建纲常伦理制约下的中国伦理社会生活本 身的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蔡伯喈这一人物形象在早期戏文《赵贞女蔡二郎》就有 了,只不过他和高明《琵琶记》中的人物形象完全不同,在戏 文《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伯喈科举高中,背亲弃妇,他的妻子 女主人公赵五娘上京寻夫,却不幸被蔡伯喈马踏而死,而蔡伯 喈也落得个五雷轰顶的悲惨结局。在这篇戏文中蔡伯喈是一 个典型的负心郎形象。批判男子负心弃义的故事是民问南戏 最突出的主题,宋代科举制度兴盛,知识分子具有了进身士林 的机会,也就产生了这些文人不孝不义的丑恶行径,富贵利禄 使他们肆意践踏传统道德。在一般的传统意识中,文人是维 系社会纲常和知书识礼的道德的楷模,宋元南戏对于文人丑 恶灵魂和卑劣行径的暴露批判,引起以高明为首的元末明初 文人对此类题材进行重塑文人形象和重铸文化道德的创作欲 望。在高明的《琵琶记》中作者对赵贞女蔡伯喈的故事进行 了重大改编,由南戏里蔡伯喈的背亲弃妇到《琵琶记》中的全 忠全孝的人物的塑造,由对蔡伯喈背信弃义的鞭挞发展到对 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这一改编使戏剧冲突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冲突的双方由蔡伯喈和赵五娘、蔡公的冲突改变为蔡伯 喈、赵五娘和以蔡公为代表的封建道德观念以及以牛丞相为 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的冲突。 实,“三不从”情节使蔡伯喈主观上不负任何责任,而是由于客 观环境造成的,是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家长使他背信弃义和不能 尽孝道。作者对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蔡伯喈的矛盾、痛苦和无奈 给以深切的同情,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科举制度、封建 礼教以及封建统治者,从而把对蔡伯喈个人的道德批判,升华 为对封建制度的针砭,扩大了这一故事题材的思想内涵。而且 在剧中作者还描写了上层人物的骄奢侈靡和达官贵人的刚愎 自用等社会现实,这些现象和“三不从”相互交织,使我们认识 到妨碍封建伦理道德实行的正是落后的封建制度。 高明对原来的蔡赵故事进行改造,最后以一出《一门旌 表》的大团圆收场,使当时的南曲戏文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艺 术水平。经他改编后的蔡伯喈和张协、王魁以及陈士美等不 同,《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深受儒家忠孝观念的影响,对生身 父母和糟糠之妻都不曾忘记。在一片声中,经历了 一场从悲欢离合到“表孝贤名”的大团圆结局,表达了作者对 封建伦理秩序的向往。在作者看来只要人们都恪守封建伦理 道德,人们就会相安无事,这也正表现了作者浓厚儒家正统思 想的意识存在。作者创作的主观意图清楚地表露出来,作者 让他回乡祭扫,并接皇帝圣谕说他“富贵不足以解忧,甘旨常 关于想念”,这样一来既有孝心又有孝行,最终是位“全终全 孝”的人,作者的创作意图至此便实现。这一大团圆结 局符合封建统治者和封建伦理的心理,具有一定的 教化功能,宣扬了有孝有义就能得到好报的思想。同时这样 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表达了封建伦理忠孝节义的虚伪,不管 这一结局多么地富丽堂皇,却总也掩盖不了蔡伯喈背亲弃妇 的事实,作者没有勇气正视这一现实,表现了它的悲剧性。 高明的《琵琶记》是元明之际最杰出的戏剧作品,它真实 地反映了元末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把批判的锋芒直指 封建统治者,揭露了他们的虚伪自私和飞扬跋扈,并对封建统 治阶级所倡导的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抨击。作者试图从更为 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探求悲剧形成的原因,深化了作品的思想 意义 参考文献: [1]黄仕忠.《琵琶记》与中国伦理社会[J].文学遗产,1996,(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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