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发展史

中国出版物发展概述

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在博大精深的文字记载中留下了永恒的光彩，数量宏富的文字典籍，汇成了人类文明进步奔流不息的长河。出版物是知识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播和发扬光大的工具。出版物的实体是物质的，但它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承载物，中国的出版物在累积、保存、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得以不断完善、创新和发展，不仅为中华文明，也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古代出版物发展概况

从甲骨图书的产生，到纸本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这历史进程中，图书从形成到内容都在不断变迁。他们是甲骨的书、青铜的书、砖头的书、竹木的书和缣帛的书，一直到后来的刊印书籍。这些古代出版物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1、甲骨文书

甲骨文书是中国初期书籍形式之一。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合称。殷朝（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人乃至于西周（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人,都很重视占卜。举凡征伐、狩猎、畜牧、农事以及灾害、疾病、祭祀等，进行之前通常都要求神问卜。甲骨便是用于占卜的工具。

占卜之前，将龟腹甲和牛肩胛骨进行刮削整治，然后在龟甲或兽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或凿出棱形的浅槽。占卜时把要问的事情先向上帝讲清，而后用烧着的木枝在深窝的中间或浅槽的边缘烫灼，于是在甲骨的正面就会出现不同形状的裂纹，这就是卜兆。据说上帝的旨意就从这些卜兆中显现出来。卜人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横斜、隐显等判断吉凶。占卜完毕，把占卜的时间、卜人的姓名、问卜的事项、占卜的结果以及事后应验的情况等，用文字记刻在卜兆的附近。这种文字就称为甲骨文。

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的殷周时期，有文化的上层人物，已有利用甲骨进行占卜和刻写占卜记录的习俗。这些以甲骨为文字载体的甲骨文书,具有起源时期书籍的意义，故历来书史研究者把甲骨刻辞看成是中国书籍的初期形式之一。

2、青铜器铭文

青铜器是古代上层人物的生活器具，大约行用于商、周至西汉。青铜器铭文，亦称金文，就是指铸刻在这种青铜器物上的文字。青铜器的种类很多，大体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其他日用器具。这些器具当时大都是统治阶级贵族的专用品。特别是其中的礼器，也称为“吉金”，像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鼎, 就被贵族视为传家宝和国家权力的象征，所以也称为“重器”。春秋战国时期, 凡消灭一个国家，一定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以示权力的转移。

那时的贵族凡有重要文件需要长期保存或有重大事件需要永久纪念，就铸造一件青铜器，把文件或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铸刻在青铜器物上面。早期青铜器上面的文字比较简单，有的只记姓名，有的只记年月。后来文字逐渐增多, 有的甚至成了专门的文件或事件的记载，如著名的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史啬盘等，就都有较长的铭文。至于春秋末期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则简直是古老的法典了。

今存最早的铜器铭文属于商代。西周时随着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和改良，铜器铭文步入全盛时代。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很少见。六朝以后，铜器铭文不再流行。商、周铜器铭文，尤其是内容比较丰富的周代铭文，是研究当时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

此类铭文有的是通过铸造，有的是通过雕刻而成，商代和西周的铭文一般是镌刻于器皿之上的，较晚的铭文也有雕刻而成的。铭文不断演变成各种文体，统称“钟鼎文字”。在文字上叫做“箍文”、“古文”或“大篆”。最晚的是“秦篆”——“ 小篆”或“汉隶”。字的大小，一般为2厘米见方，但也有呈椭圆形或更大的字。文字基本按从上到下，自左至右的形式排列。

青铜器本身有其固有的用途，铸刻在上面的文字也只是档案性质的资料, 尚不具备正规书籍的涵义与性质。但青铜器作为一种文字载体，传播了历史事件和古代知识，又起到一定的书籍作用，故历来的中国出版物历史研究者把青铜器铭文视为中国书籍的初期形式之一。

3、玉石文书

在古代，石头也用来作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供人阅读和拓印。石头乃天然之物，来源甚广，又大又重，难于毁弃，刻写面积大，易于模拓，因此石头便成为了一种理想而廉价的书写材料。自秦汉以后，在记功、

追远等方面，石刻逐渐取代了青铜器。儒家、释家、道家等也常讲经籍刻在石头上，以其为定本，留存久远。中国古书中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证明石头在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青铜器一样，都曾经做过文字载体。早期石刻文学流传下来的很少，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写刻于石片、玉片的“侯马盟书”，陕西出土的刻有600多字四言长诗的10个石鼓，是春秋战国时期石刻文字的遗存。

早期的石刻文字，最多是某种事件的简单记录，尚不具备正规书籍的涵义与概念，故历来的书史研究者都把它们称为中国初期形式的书籍。但自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雕刻“熹平石经”以来，魏（公元220年～公元265年）有“正始石经”，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有“开成石经”,五代有“蜀石经”，直到清代（公元1644年～公元1840年），还刻有“十三经”石碑。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则是地地道道的石头书。其他如房山石经，是释家的石头书。故中国的石刻文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石刻资料，一类则是石刻的书。

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秦代的石鼓文，世称“石刻之祖”。石鼓文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承秦国书风，为小篆先声。石鼓文刻于十座花岗岩石上，因石墩形似鼓，故称为“石鼓文”。石鼓文与金文有较大差别，具有明显的动感。除了碣碑石刻外，大凡名胜古迹，常有名人志士的诗文及游客游幸即发而作，题刻于崖壁之文，这些文字被称为摩崖。现有记录较早的摩崖文字，是夏禹的《峋嵝铭》、周宣王的《吉日癸巳》和西汉初的《赵王群臣上寿》，但已无实物相鉴证。

除了石质文书之外，玉在古代也是一种重要的书写材料。书写的玉简长方形的称“圭”，刀形的称“笏”。上等美玉为皇帝专用，次等供臣工使用。玉在当时十分珍贵，深受达官贵人的青睐，现知最早的有刻文的古玉，出自河南安阳殷墟。玉简在古代还被用来作封禅王位、祭祀、书写、盟书材料。

由于刻石的兴起，出现了拓印技术。“拓本”就是用纸和墨在金石或其他刻物上进行椎拓所获取的书法或图象。因为它是从实物上蝉蜕下来的，又称为“蜕本”或“脱本”。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椎拓”。其过程是先用水蜡或白芨（一种中药）水涂在刻物上，再上纸并用椎打平，使纸能平服的紧贴在刻物上，然后用拓包蘸墨在纸上拓取。用椎直接打纸容易破，在打纸时要垫上毛毡。拓片完成后，为了防止霉蛀，又需在其表面再涂上一层蜡，因此椎拓又被称为“毡蜡”。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我国在梁时期已经使用椎拓的方法，或者更早，但没有实物可见。而今存世最早的拓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温泉铭》。

4、简牍书

随着记录材料的不断发展和更替，从甲骨、青铜、石头到竹木，材料越来越便于书写和便捷。在纸发明之前，简牍就一直是我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牍是对我过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具体而言，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

在造纸技术发明以前,人们将竹木劈成狭长的细条，经过刮削整治后在上面

写字，单独的竹木片叫做“简”，若干简编连起来就叫做“策” (亦写作“册”)，这是现在称一本书为一册书的起源。简策在中国使用起源很早。《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商代的祖先已有编连的简策,记载了商代推翻夏王朝统治的史实。由于竹木易得，书写记事比甲骨、青铜、玉石等记事材料方便，篇幅不受限制，编连成策后阅读存放也较便利，因而书籍的生产比过去容易得多。中国先秦时期的古籍，最初就是写在简策上而流传下来的。在纸张发明并推广普及以后，大约在公元 4世纪的东晋时期，简策才基本绝迹。相对于简策的细竹条，版牍用的是薄木板。没写字的木板叫做“版”‘写了字的叫做“牍”。版是长方形的，所以也叫做“方”。版牍一般用来写短文章，往往一块儿版牍就是一篇文章，这也是和简策相异之处。《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版牍通常用毛笔、墨写的，写错了就用刀子刮削掉再写。

用于简牍的书写工具有笔、墨、刀、削。简牍上的文字用笔墨书写，刀的主要用途是修改错误的文字，并非用于刻字。先秦简牍，多用古文、篆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通行隶书，字体变圆为方，于是公文、信函多用隶书。

简作为中国古代书籍的基本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一页。一枚简牍称为简，常写一行直书文字。字数较多的，写在数简上，编连在一起，称之“册”。长篇文字内容成为一个单位的，叫作“篇”。一“篇”可能含有数“册”。至于简牍“卷”的称谓，还存在分歧。劳干认为，居延广地南部“候兵物册”共77简，以麻绳编之，如竹帘状，可以舒卷，故“简编则为册，卷则为卷”。陈槃指出：孔安国

《古文尚书》序中有云：“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陈以为此处既曰篇，又曰卷，据此可证明一篇或数篇可为一卷。

5、缣帛书

竹简虽然廉价，制作方便，但这种笨重的书籍携带不便，而且每简容字有限，编简成册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则发生“错简”，再说简牍的编连所用的丝带、麻绳、皮带易被磨断，使阅读带来困难。缣帛是丝织物，轻软平滑，面幅宽阔，易于着墨，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寡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收藏容易，携带方便，可以弥补简牍的不足。因此，帛书与简书并存，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简帛文化。

帛书是由丝织品制作而成的。而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丝绸在中国历史上远远超越了其自身的使用价值，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更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简帛书就是简策装书以后的一种用丝织品书写成的书。《墨子》中提到“书于竹帛”，就是指在用竹简的同时又有用缣帛写书的了。《字诂》中说“古之素帛，以书长短随事裁绢”。可见缣帛质轻，易折叠，书写方便，尺寸长短可根据文字的多少，裁成一段，卷成一束，称为“一卷”。缣帛的幅面不定，可随意裁之，文章小、文字少可以用小块缣帛，文章大、文字多可以用大块缣帛。

缣帛书出现和使用在竹简、木牍盛行的时期。但缣帛书要比竹简方便得多，因为缣帛柔软而光滑，而且书写时易着墨，幅面大小也可以根据文字多少任意裁切。《字沽》上说：“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意裁绢”，意即如此。帛书的形态，一般是一篇文章为一段，每段叠成一叠或卷成一束，称作“一卷”。如今的图书称“卷”，就来源于此。后来发展为在缣帛的下端或左瑞裹上一根木轴，作为支撑，既挺括又易查找。缣帛书实际上是卷轴装的前身，也是卷轴装的一种。

6、卷轴书

自西汉发明造纸术以后，纸已开始逐渐推广使用，造纸的技术也不断提高，到东汉末期时造纸技术已有了较大提高。但是，虽然东汉时纸已用于书写，但纸的功用并没有被社会所普遍重视，地位也不高，简帛仍占绝对统治地位。及至魏晋，纸的使用已开始进入上层社会。到了晋代，纸的优越性已开始被人们所认识。所以，魏晋时期是简帛书向卷轴书过渡的—个时期，此时的书籍材料是简、帛、

纸三者并用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纸的使用越来超广泛，并最后取代了简帛，而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写本书亦进入了逐步迈向兴盛之路。

古代写本书用多经过了染色处理的纸，这主要是为防止虫蛀和腐朽。古代染纸用一种名叫黄檗的植物汁浸染纸张，黄檗汁色黄，有防虫蛀之特效，敦煌石室的唐代经卷，保存了1000多年以后，尽管有破损，但纸张完好，无虫蛀现象。

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每抄完一书，在末尾空一行再写书名、字数、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抄写目的、用纸数字，甚至连校书人、审阅人、制卷人姓名也一一附记。内容较多的书，一张纸容纳不下，再用第二张纸继续抄写，纸的一面写满后，反过来在背面书写，一张一张的纸可按顺序连接，既可先写后接，也可先接后写，写完书的长纸，从左向右卷成一纸卷。

为保护书的内容不受污损，在第一张纸前加粘一张空白纸，考究者可用绢绫等丝织品，称作褾（也作“裱”）、包头或玉池。加褾之后，再系上带，将卷子捆扎起来。为了便于书卷的保存，每5卷或10卷用帙布包裹起来，或装入书囊。帙也称书衣，常用布、帛制成。卷轴的存放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把轴的一端向外，取阅时抽出，归还时插入。为区别书的内容与取阅的方便，在轴的一端系上书签，标明书名与卷次。

7、雕版印书

雕版文化起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流于元，而极盛于明清。大约经历丁1000多年的时间。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使我国图书出版事业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雕版时代。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制约，印刷术在中国并未像在西方那样引起思想上和社会的变革，而仅仅只是促进了封建文化学术的进一步发展。雕版印书实际上是在我国图书文化经卷轴时代的发展基本成熟以后的一种向纵深方向的延续和发展，它发展到最鼎盛的明清时代，实际上也就是我国封建国书文化最后告以终结的时候。

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彻底地改变了书籍的制作方式，它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由于它改变了书籍的制作方式，使得书籍的复本大增，得书既易，流传自广，颇利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因而，它也就直接地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并进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中国印刷术发明以后，随着它的传播，它又对世界文明的进程

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印刷术与造纸术一样，它不仅划分了人类文明的时代，而且更是人类文明之母，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意义。

册叶制度是随着雕版印刷的出现而产生的，其特点是从一长卷到一单叶。雕版印刷是单面印刷，亦称“椠”。刻书用的木板，一般宽约一尺半，高约7至8寸，上边的空白叫天头，下边的空白叫地脚。一块版所占的面积叫“版面”或“匡郭”，版面四周的黑线叫“版框”，也叫“边栏”或“栏线”，简称“线”，四周单线印的叫“四周双边”，或叫“双边栏”，双线一般是一粗一细(外粗内细)，故又称“文武边栏”。还有一种仅左右印双线的叫“左右边线”或“左右双夹线”，此外还有一种总称为“花边”的，有“?畚字栏”，由?畚字花纹图案组成；有“竹节栏”，四周是竹节花纹组成的图案线；有“博古栏”的，四周用多种古乐器的花纹图案组成。版框上下距离称为“高”，左右距离称为“宽”或“广”，用以表示版框尺寸大小。一块木版刻一页书，一页书又分两面，中间部分叫“版心”，以版心为中进行折叠，版心上一般刻有书名、卷数，有时也把刻工姓名刻在上面，为了折叠方便，还用了图案，叫“象鼻”和“鱼尾”。鱼尾有的只在上面有，有的上下都有，这种版式在我国流行了上千年。象鼻处空白或只有一条细线的叫“白口”，线粗或全黑的叫“黑口”。在版框两边边栏外的上角，有时有一小方格，称为“书耳”或“耳子”，或称“耳格”，简称为“耳”。书耳上多记书的篇名(小题)，相当于现代铅印书直排本的“中缝”，横排本的“书眉”。其在左的称为“左耳题”，在右的称为“右耳题”。这是为方便阅读翻检而设的，多见于宋元版书中。

版上的字，是经人手写而后摹刻的，所以各具风格。宋时刻书的字体，早年多仿欧阳询体，后逐渐流行颜真卿体和柳公权体。元代赵孟书法盛行，刻书又多仿赵体，这些多属于楷书范围。在宋版书中有一种整齐方正的字形，可能是出自当时书工之手，后人称之为“宋匠体”，到明代更发展成为一种横轻竖重的字体，称为“明匠体”，又称“宋体”，实际是仿宋体的变形。

册叶图书除正文叶子外，每书有书衣，俗称书皮。古代图书与现代图书不同处是书衣只起保护图书的作用，而不写书名、著者等，因而许多书在书衣左上方另贴上“书签”，以标识书名及作者，并且这些书签不是图书出版单位所贴，而是读者得书以后自己贴上去的。清代后期，有印刻的书签问世，甚至仿书签样式，

直接印在书衣上。古代图书装订的一边，锥眼钉线的地方叫书脑，装订的侧面叫书脊或书背，打开的一面叫书口。书的最上端叫书首，也叫书头。最下端叫书根，因为古代图书在书架上的摆放多不竖立而平放于架上，所以往往把书名和卷数写在书根上。

二、近代出版物概况

随着西方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等现代印刷术传入我国，中国的图书制作方式逐渐由手工印刷时期过渡到机器印刷技术时期，以纸质为载体的印刷型图书成为了该时期文献的主要表现形式。我国的书籍装订、图书版本、图书结构等方面皆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变革，特别是近代图书新类型报纸、杂志、教科书、新型工具书、连环画等的不断涌现，丰富了图书的品种，对近现代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国家，而现代印刷术的创始人是德国的谷腾堡（1395～1468）。他采用铅、锌、锑合金做活字材料铸字，用脂肪性油墨代替水性油墨，并创制了手扳印书机，奠定了现代印刷术的基础。

谷腾堡的铸字、排字、印刷方法，以及他首创的螺旋式手扳印刷机，在世界各国沿用了四百余年。1845年，经过技术改进，德国生产了第一台快速印刷机，以后又相继生产了双色快速印刷机、印报纸用的轮转机以及双色轮转机，到1900年又制成六色轮转机。从1845年起，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各工业发达国家都相继实现了印刷工业的机械化。我国19世纪后半期是雕版、铅字、石印三者并用的时期，到20世纪初期，机械化印刷术成为我国印刷技术主流，一千多年来的手工印刷术开始退居次要的地位。

随着西方印刷术的引进，我国的图书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同时，图书类型也相应地产生了变革，我国近代出现了大量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新型出版物。

1．近代报刊的诞生与发展

我国古代最早的报刊称“邸报”，大约起始于唐代，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邸报在各朝代都有别称，唐代称“开元杂报”，宋朝称“判报”，元朝称“官报”，明朝、清朝称“京报”。这些邸报的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命令和皇帝的起居言行以及封建王朝的法令、公报和皇室动态等。没有一般新闻和言论，

并且只在封建统治机构内部发行，一般的百姓是看不到邸报的。除邸报外，还有一种半官方性质的小报，始于北宋末年，盛行于南宋。小报的内容以邸报尚未发表或不准发表的材料为主。宋朝统治者曾严禁小报发行，宋人称小报为“新闻”，这是“新闻”一词的最早来源。但小报未能禁绝，元、明、清也出现过这类小报。所有古代的邸报或小报，具有初期报刊萌芽的性质，但就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还不能与近代出现的报刊相比，而且也很少有继承关系。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明的知识分子不断接触、了解、移植西方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政治制度，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与不足，并立志改变现状，拯救中华。近代报刊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

近代初期的报纸和杂志在版面形式、刊载方式和出版周期等方面，还没有明显的差异，许多杂志载有新闻报导，而报纸也常常载有论著或专著，据当时所编的一些日报杂志目录所载，往往把杂志称为“丛报”或“册报”。

（1）外国人办的报刊

据统计，从1815年到19世纪末，将近有二百种外国人办的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国外出版的用中文刊载的报刊，除《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外，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年，在雅加达创刊）、《天下新闻》（1828年，在马六甲创刊）等。

在国内发行的外文报刊，葡萄牙文《蜜蜂华报》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澳门）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英文报纸则以1827年在广州出版的《广东纪录》为先。鸦片战争后，上海、汉口、天津、北京等大城市都有英文报刊，而且逐步发行中文版，其中以《字林西报》出版的时间最长、发行最广、影响也最大。它创刊于1850年，原名《北华捷报周刊》，1863年改名《字林西报》，并改为日报，直到1951年才停刊，历时101年。另外，德、法、俄、日各国也在中国发行过外文报刊。

在国内出版发行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于1833年创办于广州，后迁至新加坡，因此报发刊于中国境内，故它是第一种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杂志。此外，还有在香港出版的《遐尔贯真》《香港新闻》，在上海出版的《六合丛谈》《上海新报》（《北华捷报周刊》的中文版）、《申报》和《新闻报》，还有福建的《闽报》等等。其中上海《申报》（1872年创办）是我国近代出版

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日报。1876年，它附刊一种文字较浅显的《民报》，这是报纸附刊的开始，1884年又附刊《瀛寰画报》是报纸附刊图画的开始。

（2）我国自办的报刊

我国自办的近代的中文报刊，以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为最早，在内地，则以1872年伍廷芳在广州创办的《羊城采新实录》和1873年7月在汉口由艾小梅主编的《昭文新报》为最早。1874年1月5日，王韬创办于香港的《循环日报》，是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巨大的报纸，是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报纸。这些报刊反映了早期改良派的爱国热情和思想追求。

甲午战争后，我国报业大兴，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同年8月15日创办《万国公报》，年底改为《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两报皆不收费，以宣传维新变法为主，但不久被清政府取缔。后来，上海强学会在梁启超的倡导下于1896年8月9日创办《时务报》，1898年5月5日增出《时务日报》，用新闻纸两面印刷，开始具备了现代报纸的雏形。1898年7月26日起，《时务报》为清政府接收，改为官办。《时务日报》自同年8月17 日起更名为《中外日报》，至1911年春停刊。

从1896年到1898年间，全国建立了四十多个改良派的学会团体，所办报刊有十家，其中最著名者，北方当数严复于1897年于天津发刊的《国闻报》，南方当数湖南的“南学会”出版的《湘报》和《湘学新报》。其中，《国闻报》将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引入中国，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启蒙思想深入人心，是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挑战，推动了近代文化思想的进步和革新。在这期间，以科学技术、工商、农业、教育、外交为主要内容的报刊也相继出现。

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办了不少报纸，据统计，自1895年到1911年，创办了报纸67种，杂志49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报刊有：

1896年6月胡璋在上海创办的《苏报》；1900年孙中山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这是革命的重要机关报；1896年章太炎在杭州创办的《经世报》；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创办的《民报》等。同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杂志也纷纷出现，如我国

在日本的留学生办起了《开智录》（1900）、《湖北学生界》（后改为《汉帜》）、《浙江潮》《江苏》等刊物。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报刊为媒介宣传革命思想，进行思想发动，始终以出版报刊作为唤起群众的思想武器，终于取得武昌起义的成功，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之后，国内报刊剧增，全绝大多数报纸持反对态度，于是很多报纸被封禁。北京只余20家，上海只余5家，汉口只余2家。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种，和1912年初的五百种比较起来，锐减了三百多种，袁世凯当政时期，报刊出版处于低潮。

以前的杂志到辛亥革命后多数已停刊，但新创办的杂志也不断出现，如章士钊编《独立周报》（1912）、梁启超主编《庸言》和《大中华》（1915），还有《正谊》和《甲寅》，都不同程度地提出反袁世凯称帝的主张。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革命激进民主主义者也积极创办刊物，宣传科学和民主的进步思想，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其中，对于后来政治发生很大影响的刊物有：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和1918年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等，它们是当时最先进的刊物，是我国最早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进步刊物。

当时以科学内容为主的学术杂志也不断涌现，如《科学》《太平洋》《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新教育》《中华医学杂志》《工程师会报》等等，文艺方面的杂志有《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丛报》《中华小说界》等。

2、中国期刊杂志的诞生与发展

西方国家的期刊产生于17世纪60年代，而我国的期刊则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据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考证，中国纸的发明比西方早100多年，雕版印刷早60多年，活字印刷早400多年，金属活字印刷早100多年，而中国期刊的出现却比西方晚100多年。

1815年6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人在马来西亚港口城市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该杂志是以中国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近代第一份中文期刊。抛开文化殖民与政治不论，从期刊产生、发展的角度看，它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从18105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传教士在南洋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办了10多种报刊，鸦片战争之后到19世纪末，将近半个世纪，他们先后办

了170多种中外文报刊，约占我国报刊总数的90%，控制了我国报刊事业。传教士在最初的办报刊活动中，主要以宣传宗教为主，也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维新运动一开始，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就把组织学会和办报刊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两种基本手段。10895年8月1日，康有为联合赞成维新的部分官员在北京成立了带有政治性的组织强学会，并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同年9月，康有为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分会，并于日在上海出版《强学报》，宣传维新变法。《中外纪闻》与《强学报》出版不久，很快就停刊了，维新派的办报刊活动暂时受到挫折。但它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扩大了维新宣传，在办报刊活动中培养了一批报刊宣传家，积累了一定的办报刊经验，为下一步的办报刊高潮奠定了基础。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组织反清起义，一方面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重视报刊在政治宣传活动中的作用，先后在东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创办了50多种期刊。从1901年至1911年间，这个时期创办的中文期刊有486种。

从戊戌维新运动，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期刊逐渐成为各种思想激烈交锋的舆论阵地，中国期刊业的发展也由此日渐兴盛。其中《民报》、《新青年》等大批具有广泛影响力刊物的相继问世，不仅为中国期刊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也为日后期刊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借鉴的条件。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期刊出版事业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品种的迅速增加，发行量的逐步扩大，经过调整、提高和新创的期刊出版业在建国初期出现了可喜的初步繁荣；而舆论喉舌作用的强化与有计划发展，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期刊出版变革的突出表现。尽管后来在前进中不时受到“左”的错误影响，又历经“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得期刊出版的发展一度出现低落，但“文革”过后，尤其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代中国期刊出版事业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到90年代，中国期刊业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期刊品种的持续增加与发行量的相对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买方市场逐渐形成，以精品致胜，创品牌生存这一全新出版理念的推出，标志着20世纪末的期刊出版市场正逐步走向成熟。

进入21世纪，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期刊出版业的整体结构更趋合理，各种资源聚散盘整，逐步优化，走上了成熟健康、稳步发展的轨道。在品种方面，尽管受国家总量控制政策、禁止摊派发行以及自2003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报刊治理整顿工作等诸因素的影响，全国期刊品种依旧持续稳步增长态势，据统计，到2004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490种，与1999年相比，增幅为16％，说明当前我国期刊的读者需求日趋多元化；在印数方面，2004年我国期刊总印数为28.35亿册，较99年的28.46亿册略有下滑，表明我国期刊出版逐步走上内涵式、集约型发展道路，结构布局日渐趋于合理；在发行量方面，据统计，2004年我国期刊年总发行量为28亿册，较99年指标值基本持平，发行量的相对稳定一方面说明我国期刊出版市场更加成熟，读者对于期刊质量的判定与选择也更为主动，另一方面，也与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高速发展对传统期刊出版的冲击不无关系。此外，单册印张的逐年增加，期刊厚重化趋势的日益凸现，表明通过扩充杂志信息含量以满足读者阅读需求这一出版模式的形成，逐渐成为各出版单位参与市场竞争、扩大市场份额的手段之一；而刊期的普遍缩短，也成为当前信息社会人们信息更新和需求变化节奏加快的突出体现。总体说来，新世纪的中国期刊出版业，在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控制总量，合理布局，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统一要求下，继续推进精品战略实施，加固品牌意识，壮大产业实力，凸显品牌化、集约化、集团化的显著特点。

在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教类期刊日益备受读者青睐。统计资料显示，科教类期刊品种数量始终占我国期刊品种总数的85％以上；到2004年，我国科教期刊品种达8351种，较1999年的7001种增长19.3％，年均增速3.6％，其中文化教育类科教期刊尤其发展迅猛，在2004年更是增幅高达 59％，是当年期刊整体增速的3.7倍。科教类期刊如此庞大的规模和高增长态势，表明我国读者的期刊消费依旧以增进知识积累、加速知识传播为主要目的，这同时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本质要求；

中国期刊业的集团化发展，是新世纪期刊出版改革进程中一次大胆的尝试。2002年，全国首家期刊集团——《家庭》期刊集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期刊业规模竞争格局已经形成，业外资本的大量涌入和期刊资源的重新配置，为国内大

型跨媒体传媒集团的发展创造条件。实践证明，集团的组建对于期刊资源的优化整合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期刊业的外向思维以及对外沟通在21世纪的发展尤为明显。新世纪中国期刊业不断加强同世界各国期刊同行的友好交往，多次举办培训班、研讨会、业务报告会，借以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管理理念；并通过期刊版权合作的形式，明确市场定位，加快自身发展；此外还努力将国内优秀期刊推向国际市场，以“走出去”的刊物带动中华文明推广传播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本土刊物的国际竞争力；

新世纪期刊出版业对于人才的培养更是重中之重的核心问题。中国期刊业在21世纪培养了一大批兼具高水平采编能力和跨学科专业知识，并具备高度产业竞争意识的外向型、复合型期刊出版人才。新世纪中国期刊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壮大发展，加速了期刊行业整体实力的提高，为国内期刊出版参与国际市场角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此外，新世纪“中国期刊方阵”的成功组建，在我国期刊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充分发挥了优秀期刊的示范作用，全面带动了期刊整体质量的提高；而“中国期刊展”、国家期刊奖评选等一系列工作的顺利开展，也进一步推进了我国期刊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3、翻译书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早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84年），就已经有了正式的佛经翻译活动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到了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作质量堪称，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响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

唐太宗贞观二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

年间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此后，我国翻译事业总体状况乏善可陈。

清代后期，译书有了很大发展。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后于光绪二十七年改组为译学馆，专门培养外文翻译人才，翻译了许多外文图书，他们先后翻译了大量图书，包括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自然哲学》、《数学物理学)，毕和斡译的《化学初步》、《拿破仑法典》等。江南制造局虽为一机械制造厂，也从事译书，在制造局内设立了“翻译馆”，从事译书，其内容包括算学、汽机、化学、地理、医学、水陆兵法、造船等方面。另外，如上海广学会、广州方言馆、福州水师学堂也翻译了一些图书。此时的译书已从早期的以传教士为主、以外国人为主或中外合译，发展到主要由中国人翻译。出现了一批以译书为主的翻译家，内容除政治、历史、科学、技术以及宗教方面图书以外，社会科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有不少。其中，社会科学理论的翻译家中可以严复为代表，文艺作品的翻译家中，以林纾为代表。“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国外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

9、现代新型出版物

以纸为载体的传统印刷型图书，作为知识、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仍然是图书出版的主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科技文献的日益增长，纸质印刷型图书存在着某些不适应当前形势的缺点：检索查阅不方便；占据空间过大，容量有限；价格昂贵等等。由此，人们急于寻找一种能比纸书容量大、体积小、便于检索查阅、成本低廉的图书载体材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光学仪器和感光材料不断涌现，终于出现了一大批以光、电、磁为代表的新型载体材料。以缩微胶片、卡片、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材料组成的各种缩微资料、视听资料、机读资料的出现，形成了多种文献载体并存，多种载体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局面，大大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利用与保存。同纸质载体相比，新型载体材料在某些方面体现出更大的优越性，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前

途。这些新型出版物与传统的印刷型的出版物一起构成了现代出版物的主要形式。

1．缩微型出版物

缩微型出版物也称缩微复制品，它是以感光材料为载体，用照相复印方式，将纸书文献在感光材料上复制而成。就其外形而言，缩微复制品可分为两大类：卷型缩微品和片型缩微品。最常见的卷型缩微复制品是些长度不等的缩微胶卷。缩微胶卷是一种透明的缩微复制品，是用成卷的胶片连续拍摄而成，也是最先使用的缩微资料品种，规格为35毫米和16毫米，每卷可分别缩摄1400～2800页文献。

片型缩微复制品包括缩微胶片和缩微卡片等。缩微胶片（平片）是一种透明的缩微复制品，将文献资料用缩微复制照相机拍摄于感光胶片而成，最常见的规格是105毫米*148毫米，缩微胶片有三种类型：普通缩微胶片，每张可拍摄60～98页文献；超缩微胶片，每张可拍摄2500～3200页文献；特超缩微片，每张可拍摄22500页文献。

缩微卡片与前二者不同，它是一种不透明的缩微复制品，实际上是缩微照片，其大小和普通目录卡片相似，一般是75毫米×125毫米，缩小的比例为1/24，在卡片上部，用肉眼可以直接看清书名、编号等，可排在目录柜中查找。

2、视听型出版物

除缩微型外，为了达到更好地传播知识的目的，我国出版界于20世纪70年代，发行了多种形式的视频资料和听频资料，统称为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应用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把创作、表演的声音、图像录制在磁带、光盘等物质载体上，借助于专用设备播放的视听出版物。我国出版发行的盒式录音带始于1978年，最早上市并受青睐的是外语学习用带，1979年，我国只有两家音像出版社，品种不到百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录音带品种增多，市场日益繁荣。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采用进口的原材料开始生产录像带，逐渐推出国产电视剧制成的录像带。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产版录像带达8000余种，接着，VCD（又称激光影碟）大量涌现，以卡拉OK内容居多，这冲击着录像带的生产和

销售市场。随着科技的进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DVD（高密度视盘），图像清晰度高，音响效果好，双面刻录讯号，市场前景看好。通过闻其声，见其形，读者兴趣横生，摆脱了紧张状态，可持续不断地、悠然自得地学习。故视听资料起到了印刷型图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视听资料分为视觉资料、听觉资料、视听资料三种。视觉资料指能显示形象和视觉符号的资料，包括传真照片、一般摄影照片、幻灯片、无声影片、无声录像带等；听觉资料指能传播音响语言符号的资料，包括磁带、唱片、录音带、广播等各种发声记录资料。它将文字换成了随时都可听见的声音，声音是语言的第一信号系统，不管是吸收，还是巩固知识，声音都比符号起到更大的作用。视听资料指图像显示和声音传播相结合的资料，如电影、电视、录像带等。随之出现了“有声图书”，这些视听资料的出现，大大增加和丰富了图书品种。

3、电子出版物

早期的电子出版物雏形是1861年，美国化学文摘服务社编制的《化学题录》，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检索，排版，图形处理及输出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化了的信息存储在磁盘、硬盘、光盘载体上，形成了初期电子出版物。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声频，视频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并且不断与数字处理技术相结合，使文本数据中加入声频、视频信号和图像功能，于是的电子出版物问世。1994年，声频技术进一步发展，数据压缩技术逐渐成熟，使利用小容量存储数据成为可能，出现了集文本，视频，声频，图形，图像于一体的大容量的多媒体电子出版物。这种非纸非印刷的电子出版物作为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新生事物，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

电子出版物是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储存在磁，光，电介质上， 通过计算机或类似功能的设备阅读实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并可复制发行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数据库，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纸，电子声像，软件读物等。从1946年世界上出现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起，研究人员就开始了计算机用于文献信息处理的可行性研究和实验性开发。1954年美国国防部研究所研制出信息检索系统，将计算机首次用来批式检索。1961年美国化学文摘服务杜利用计算机编制了《化学题录》，由此而萌发了电子出版物的雏形。1964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LM)正式对外发行了《医学文摘》数据库磁带即有

名的MEDLARS，由此诞生了电子出版物。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联机业获得迅速发展，许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科目录和文摘如《化学文 摘》(CA)，《工程索引》)(EI)等被制作成机读数据库。1985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首次展出了光盘。电子出版物作为新型的出版物类型，这 30 多年来，许多国际知名的大电子公司，出版社纷纷投入到出版，生产，发行电子出版物领域中来，世界范围的出版潮流进入电子出版的拓展阶段，对传统的知识传播模式和文化传统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计算机排版技术的迅速发展，出版行业开始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计算机排版几乎一夜之间取代了传统的排版技术，将纸质文献信息转换成计算机可读的二进制代码，而计算机可以根据人们的各种指令对这些二迸制代码进行存储，处理，传输等操作，电子出版物取代了部分纸质文献，使人类真正迎来了数字化时代。伴随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子出版物从制作技术到传播手段也在快速变化。